老凤与新雏

　　办刊三年，要说个人有什么最直接的感受和收获，最主要的，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导师的门下，完成了学位的提升。因为三年中，专刊所有文章我都认真仔细阅读过，由于职业需要，有的文章不止读过一遍。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学养深厚、文字老辣的学人，有的是80后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他们刊登在《新批评》上的文章，尽管风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文章，多挣脱了人情的、商业的羁绊，是在仔细阅读文本后作出的独立评判，是尊崇自己艺术感觉、从内心发出的铿锵有力的批评之声。

　　他们是“真的猛士”，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我是他们忠实的读者和“粉丝”。

　　河北老作家陈冲先生，可以视作批评界的老马和黑马。“正统”的学院派评论家，一般不太接纳他的批评风格，用他的评论方式写博士论文，十有八九是难以通过评审关的。有人说他的文字太绕，但这个曾受过高等数学专业训练的作家兼批评家，如果他在表述时出现了“绕”，一定有它“绕”的理由，在他“绕”的背面是有严格的逻辑链条支撑的。还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严肃的话题，到了他的笔下，都能让你饶有兴味地读下去。《新批评》在出刊两期后，曾在北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座谈会。陈冲在电话中，对那个座谈会很不以为然，潜台词是：你们自己大概也没有弄明白怎么办《新批评》吧？我就说：“《新批评》该怎么办，请您发表高论。”时隔不久，他发来两万字的长文《我想要的“新批评”》，从批评的本质谈到当下批评的沉疴，然后又以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为例，说明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文章虽长，却轻松好读，因此一次性占了《新批评》四个整版。

　　李建军是唯一连续三届获得《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的批评家。《新批评》评奖有一个基本规则：对待处在同等水平线的好文章，优先考虑未获奖者，优先考虑年轻作者，以让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的人获得激励。但《新批评》愿意重复奖励某位批评家，一定是其评论本身是该年度无法绕过去的重头文章。我注意到，李建军的批评文章在《新批评》刊发后，迄今尚未有人正面作出过有力的回应和反驳。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学理性的推论和判断，让每一个字都砸在实处，如同板上钉钉，想要撼动它并不是那么容易。

　　郜元宝性情温和，他的文风也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但读他的批评文章在如沐春风的同时，也可感觉到他的识见如同老中医的那杆银针，缓缓地扎入肌肤，在你尚未感觉疼痛时，针尖已经抵达穴位的最要害处。

　　王彬彬的批评文章数量不多，但他只要有文章出手，肯定是重量级的，每每成为文学界热议的话题。与大多数学院派的评论不同，他的文章犀利深刻，清晰有力。

　　肖鹰是写文化批评的快枪手。每有文化热点出现，他的文章几乎同步到达编辑部。由于快，他的文章在正式刊出之前，总是在不停地修订和补充。

　　获益——不仅仅在拜读他们的妙文高论时，还有通过各种渠道、方式的信息交流……

　　求真与向善

　　当一种办刊理念付诸实践时，常常因我们的专业水准不够，理念与实际操作会发生“摩擦”，使得实际效果偏离理念的轨道，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比如《新批评》倡导“真诚、善意、锐利”的办刊理念，但落实到某篇文章中，如何具体地体现出来？编辑部常常为此困惑和苦恼。所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公允、客观的批评，具体到某篇文章中，好坏应该各占多少比重？谁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衡估所有文章的尺度？“锐利”地指出问题的批评，常常被人误解为是不怀好意的，更遑论被理解为“善意”。

　　在《新批评》创办三年来所刊发的文章中，除了个别署笔名的文章，不排除有隐藏在背后的难以言说的个人动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并无哪位批评者因个人间有私仇而泄恨，故意与被批评者为“敌”。他们的文章是真诚的，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善意的。我理解，指出问题的批评，是从更高层面释放“善意”，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在《新批评》创办两周年的研讨会上说过一句话，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在生活中，批评往往只有在亲人间才会发生，因而批评其实也是明亮的阳光。”而那种出于各种个人目的而发出的谀词，听起来虽顺耳舒畅，其实却是一种“伪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世故的因子，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一直未能形成，“捧杀”与“棒杀”几成常态。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需要继续启蒙，而中国的文艺批评更需要启蒙。回到常识，回到文学本身，回到真正的文艺批评，需要文学界、知识界同心协力。《新批评》在这方面，只是做了一点尝试。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需要方方面面共同来浇水培土。

　　毋庸讳言，《新批评》确实是批评了一大批当代文学名家，这是因为名家、大家的作品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他们的优点会被放大，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更易被效仿，当然也就更具有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在《新批评》创刊初期，南京大学一位教授问我：“你们在上海，敢发批评王安忆作品的文章吗？”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话音刚落，《新批评》第三期就刊发了两篇谈王安忆新作《天香》得失的文章。且不论文章所论是否精当，见仁见智，都很正常。我们不会预设立场，引导批评家故意挑某位作家作品的刺，我们从来都充分尊重批评家自己的独立判断。其实，批评王安忆的作品，还有另一层意义：《文学报》并不因为在上海出版，就会对上海的作家尤其是名家网开一面。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只要公开出版发行，就得接受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各类读者的评说和检验。没有什么艺术的创造者，可以在这方面享受“豁免权”。如果有一天，《新批评》刊发了批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创作的文章，那也是一个正常的批评行为。

　　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方面，《新批评》的点点滴滴努力，已经产生一定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