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从政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来自民间，他们了解百姓真正疾苦的所在，他们向皇帝诤谏，是要皇帝不要做直接或间接有害百姓的事。所以，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的诤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民意反映的方式；同时，诤谏也是君主专制政治下的一种防腐剂。可是，向君主诤谏含有向权威挑战的意味，在君权日益强固的古代，君主能让直言不讳的臣子存在已属不易，还要君主接受诤谏，更是困难的事。因此，古代知识分子上书诤谏时都抱着“冒死”的心理，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先准备好棺材而后向君主诤谏的故事，他们并非不怕死，但他们认为向君主诤谏是他们的责任，诤谏的结局可能是自己送了命，但却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死而无憾。因此，我们不要笑古代那些冒死诤谏的知识分子是愚忠，我们要敬佩他们为尽责任而牺牲的勇敢精神。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浓厚的历史责任感，他们努力从自然生命中提升历史生命，创造不朽。不朽的事业是由自己去做，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同时，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去做那为了别人的不朽事业，他们去做不朽的事业是自动的，是自认为分内的事。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建立在义务观上，他们不要求报酬，不要求获得什么，尽了责任，内心自然得到满足，这就是人生。

自清末民初以来，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知识分子在自卑的心态下，不加选择地接受外来思想，同时，把传统思想弃如敝屣，使近代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其最显著的是近代知识分子勇于争取权利而忽视责任，热衷于名利事业而不顾历史使命。近代知识分子的这些改变导致了什么后果？历史将会给他们什么评价？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承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缺点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现代的中国人处处都去仿效传统知识分子，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未来中国的文化能继续发扬光大，中国的历史能走向光明的坦途，那么，传统知识分子的守“道”牺牲的精神、人生的义务观和历史的责任感都是值得我们重新捡拾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