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主义是在君主政体政治之下，传统知识分子所想出的一套保护百姓的理论，如果我们以今日西方民主政治的法治主义来讥讽德治主义，那是不了解传统知识分子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想出一套富有责任感的理论的苦心。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少提到“天”本身，但却喜欢谈“天命”。在《论语》和《孟子》中也说到“天”，其实多半是“天命”的意思，“天命”就是“天意”。然而，“天”是抽象的，如何能表达意思呢？《尚书》说：“天工，人其代之”，就是通过人的手来实现“天”的意思。《尚书》又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可知天意实际上就是民意。于是，真正在君主头上的不是抽象的“天”，而是具体的“民”。理论上说，天是最高的主权者，事实上民才是真正主权的所在。《尚书》还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天意即民意的结论，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根源。

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也常有“天命靡常”“命不于常”的说法，这表示一个人通过修德，可以改变天命，所以古人相信占卜所显示的凶吉，可以用人力来转移。占卜所示的是凶，但努力修德，便可以化凶为吉，于是，人要注意自求多福，自求之道便是修德。一个普通人的修德是自我检讨以增进自己的道德，作为君主，他的修德便是重视民意，为民谋福除害，一个能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君主便会被知识分子歌颂为有德的贤君，天意是会保护他的。中国古代常相信灾变是天意表示不满，对君主发出警告，君主赶快要注意修德，以避天怒。其实，遇有灾变如水灾、旱灾、地震等等的时候，乃是老百姓生活遭遇困难的时候，最需要政府特别照顾，于是，传统知识分子抬出了灾变显示天怒的观念，促使君主反省修德，重视百姓的疾苦，给予特别照顾，使老百姓得以度过受灾的难关。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在不能改变君主政体的无可奈何之下，想出的一套为社会人群谋福利的办法。我们不应该嘲笑他们迷信、不科学，他们为了使君主政体不致走上暴虐政治的路子，为了使君主专制之下的被统治者不致过牛马式的生活，在极为险陟的高山峻岭中，开出了一条路，并且铺上石块，让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得以一代代平安通过，不致发生太多的惨剧。这条路就是民本思想，那些路上的石块就是君主修德的观念，虽然这条路不很宽大，那些石块也不是平整的大理石，但总比在荆棘丛生的乱石危崖中爬行来得安全。传统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为了社会人群，为了历史而努力开拓的责任感，我们应该由衷敬佩。

向君主诤谏被传统知识分子认为是从政后应有的责任。无可讳言，民本思想在实际政治上是较为消极的，要求君主爱民和修德，但缺少强制性，尤其严重的是君主纵使有心去爱民和修德，但君主要怎么做才算修德？才算爱民？《资治通鉴》记载了一段唐德宗访问农家的故事。贞元三年十二月唐德宗到赵光奇的家，询问赵光奇，老百姓生活是否很快乐。赵光奇回答：“不乐”，并且解释不乐的原因是吏治太过腐败，皇帝的诏书和法令在执行时都走了样。我们想唐德宗在问赵光奇的时候，一定自认是个爱民修德的皇帝，百姓在他统治下必然很快乐，没料到百姓竟然得不到皇帝的恩泽。这个故事反映出君主专制政体下一个共同的严重问题：皇帝纵有爱民的德意，百姓未必能领受到皇帝的恩泽，皇帝和百姓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隔膜。如何能消除或减少这个隔膜，使得皇帝的恩泽下达百姓，百姓的好恶上达皇帝，造成政治清明、社会乐和的景象，乃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