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二戰后主要由拉美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結構主義經濟學，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特別強調通過政府的干預來促進經濟結構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經濟政策是進口替代戰略。事實証明，這種戰略嘗試在發展中國家都失敗了。

　　當下的中國，以扭曲資源（自然資源、金融資源、人力資源）配置為代價的經濟增長已不可持續，由此而產生的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的收入分配現狀使得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日漸增強，已在政治和社會的層面阻滯了經濟結構的自然演化和變遷。

　　中國幅員遼闊，省情地情差異很大，資源稟賦也有很大不同，特有的干部激勵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每一個省份都是較為獨立且相互競爭的經濟體。經濟學中的雁陣理論特別強調各經濟體要依托自有資源稟賦，發揮比較優勢，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變遷。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關鍵取決於各地經濟轉型的效果。

　　各地方經濟體如何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首先要確定自身的資源稟賦如何，即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對豐裕程度，在此基礎之上尋找可供學習的目標並發起追趕。新結構經濟學根據歷史經驗認為，學習目標可以確定為人均收入高出本經濟體水平50%—100%左右的發達經濟體。

　　反觀中國各地的產業政策，卻呈現出同質化極其嚴重的局面。有不少省市都把汽車工業、電子信息、生物制藥等作為本地的產業發展目標，不惜投巨資來打造各類工業園區，卻恰恰忽略了本地的資源稟賦約束，缺乏對本地要素稟賦結構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動態變化的了解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潛在比較優勢的判斷。

　　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更加凸顯了我國國內資源稟賦不同地區產業升級梯次前行的極端重要性。而我國的東中西部已經客觀上具備了雁陣發展模式，各省地市作為相對獨立經濟體完全有可確定的追趕目標（當然，發達地區如東部沿海經濟體則可以尋找國際追趕目標）。僅僅實現這一過程，就可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滿足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需求。與此同時，政府要加強硬件基礎設施（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電網、電信系統等）、軟件基礎設施（法治體系、社會資本、價值體系等）的建設，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投資邊際回報率。

　　概而言之，政府的作用就在於根據本經濟體資源稟賦條件，探索發現產業結構變遷的道路和方向（現實的和潛在的），同時通過加強基礎設施（硬件和軟件）建設給予支撐，其他的交給市場。果如此，中國經濟轉型之時將是中國經濟二次騰飛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