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一家人来说，最难忘的莫过于1979年落实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军队干部转业政策，让我全家人再次实现了吃“商品粮”的梦，改变了我一家人的命运。如果说人生紧要处只有几步，那么这一步对我全家来说，就至关重要，我们全家非常感谢邓小平领导进行的全面拨乱反正，他制定的军队干部转业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崭新、幸福的生活。
全家回乡务农
我父亲于1949年10月参加革命，1950年，他和其他热血青年一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荣立三等功。1954年，因伤回国，历任排长、连长、团参谋。因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9年，父亲拖儿带女回到老家原广安县徐花乡务农。那年，我才9岁。
握惯枪杆子的父亲，自然对“修理地球”一窍不通，只能酗酒排遣郁闷。政治上的受打压、生活上的不如意，让这个年近不惑的汉子变得有些脾气暴躁。有的社员对我父亲颇有微词，说他忘了本，农民的儿子不会种地，真是笑死人。父亲不得已“放下架子”，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第一天参加劳动，他手上就打了两个血泡，撂下锄头不干了。生活中少不了和母亲拌嘴打架，我们兄妹3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战战兢兢的日子。我还记得，每当父母打架的时候，两个妹妹就推着我去劝，常常被父亲踢上几脚，腿上留下不少“乌疙瘩”。
那时候农村采取记工分制，全劳力男子全天记10分，全劳力妇女全天记8分，生产队则根据工分分配劳动果实。为了生计，母亲接过父亲的锄头参加劳动，由于初来乍到的原因，生产队长只给她记6分，母亲虽有怨言但也无可奈何。劳作回家后，我们兄妹3人也成了母亲的“出气筒”。好在不久，父亲落实政策到小井沟煤矿当了“工人”（当“工人”在我老家有特殊含义，是国家干部的代名词，当然这是村民的误解），我家在村里才抬起头，有了较高的“地位”，有的社员对我们多了嫉羡。要知道那个时候当“工人”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毕竟是“工人老大哥”，吃的是“商品粮”，说话、走路都非常神气，而当时能够吃“商品粮”的人非常少。有的社员说：除非祖坟冒青烟，才能修来当“工人”的福。其实，我父亲能当“工人”，全靠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整治军队创造的机会。
父亲参加工作后，我主动请缨，接过父亲的锄头参加劳动。我那时记的工分是3分，和同龄孩子享受同等待遇，我的两个妹妹记2分，我们第一次有了“主人”的感受。尽管我们全家都参加劳动，但分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处在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好在我们家有“工人”父亲的“赞助”，填饱肚子基本上没有问题。我记得我一个人就可以干掉两大碗包谷汤圆，还有一个人吃掉8两面条的“辉煌历史”和“光荣记录”。所以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过得比普通农民好一点。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和“农民伯伯”劳动的间歇里，他们给我讲的英雄故事，讲得最多的是岳飞、张飞、薛仁贵，这激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也为后来我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当然，有的大人也讲些“黄段子”，比如，傻儿子不知道怎样圆房，媳妇怎样启发式教育等等。我母亲就责怪这些农村汉子，不该向孩子灌输“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再后来，我母亲到村上当民办教师，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更好了。
全家吃上“商品粮”
也许应了人们说的“祖坟冒青烟”的缘故，1979年我家喜事连连。先是父亲调到原广安县检察院工作，接着是我考上广安师范校，最后是母亲和两个妹妹“农转非”，成了吃“商品粮”的人，那个时候在乡村可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那年，留给我们全家的记忆的确是非常深刻的。先说吃“商品粮”的事吧。我父亲平时没有闲着，有空就和战友分析时局，当从报纸上和广播里得知邓小平复出，他们高兴极了，这群文革的“弃儿”知道，落实复退军人的问题不会太远了。果然，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到了1979年底1980年初，国家落实政策，解决了一批复退军人的问题，我父亲恰好就在其中。根据当时的政策，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均获得吃“商品粮”的资格，唯独我因为满了18岁而被拒之门外。当然，我考上师范校也成了“城里人”，用不着为身份犯愁，父亲也不用太费心为我争取资格。我的两个妹妹吃上了“商品粮”，自然非常高兴，以至于读书“磨洋工”，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没有考上学校。1980年，两个妹妹都当上了“工人”，一个到南充棉纺厂工作，一个到供销社工作。唯有遗憾的是我母亲，她是随军家属，以前在部队因为带孩子没有工作，所以到了地方也没安排工作，只成了吃“商品粮”的居民。父亲为了安排母亲的正式工作也曾努力过，但一无所获。好在母亲是民办教师，也算得上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惜，后来她挺不住在乡下教书的日子，进城不久，就在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的改革中失业了。那时，母亲变得郁郁寡欢，似乎没有工作就成了家庭的累赘。无所事事的她闲不住，就和父亲单位同事“农转非”的家属一道找地方种菜。2007年9月，她在种菜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飞奔而来的摩托车撞倒，送到医院抢救。然而不久，她带着“我没工作”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留给家人难以磨灭的痛。
再说我读书的事吧。本应读小学三年级的我，因为老家的小学当时没有三年级，我就“回炉”从小学一年级读起。那时候，中国出了个张铁生，“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受大气候的影响，自然，我没能接受到良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好在是“革命军人后代”，我和妹妹都被推荐上了高中，令许多同龄学子嫉妒。
1977年，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父亲鼓励我去参加考试，还在读高一的我拒绝了。1978年，我参加文科高考榜上无名。父亲和在花桥中学教英语的张怀英老师鼓励我不要灰心，复习后继续考。听从劝导，是年9月，我进了花桥中学理科快班复习，搞不懂"ABC"和磁场的我，通过在书店工作的幺姨，买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靠着这套书，我发扬“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一个人躲在竹林里、草丛中苦读，热了就用帕子擦擦汗，冷了就站起来跺跺脚，硬是从初一理科补起，一页一页读完了全套书。当然，其中有很多内容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
1979年，国家开始实行中专考试和高考分离制度，为保险起见，父亲和张怀英老师劝我考中专。为了更保险，父亲劝我报师范校。于是，我以高出录取线22分的成绩被广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广师校）录取。记得“揭榜”那天，父亲特地请了假，和我连夜从徐花高桥村秘密前往花桥中学领录取通知书。领到后，我和父亲又连夜赶回老家，赶在政审前去村干部那里求情。因为那时候我在村里表现不是很好，常常和村里的孩子打架、偷菜，父亲怕政审时有人“整”我，才迫不得已如此。事实上，父亲多虑了，当得知我成了“秀才”后，村里人都很高兴，毕竟，这个村解放以来，还没出个“秀才”，我不仅为家人争了气，也为村里人争了气。社员群众为祝贺我成为“秀才”，纷纷请我吃饭，以至于我不得不安排好“吃饭日程”。带着乡亲们的嘱托，我进了广师校，进校后因特别酷爱文学，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打算走文艺创作道路。可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老家最偏僻的村任教，条件艰苦，只能手持教鞭做做文学梦罢了。后来，我先后到大龙初级中学、金广小学任教。再后来托邓小平的福，根据残疾军人可以安排一个子女留在身边的政策，经过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形成了把我留在父母身边的“决议”，我终于结束了流浪生涯，调到广安县残疾人联合会工作。
全家分享改革成果
我家先后搬了三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住在与广安县法院在厚街合伙修的公房内，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第一次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虽然小，但能遮风避雨，全家人的高兴劲自然不用言表。父亲将房屋调整后，基本上满足了一家5口人的住宿问题。八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加速推进，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广安也加快了建设的步伐，父亲在广安县北街分得一套商品房，三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全家人都有独自的空间。此时，我已结婚生子，妻子也在单位分得了福利房。
进入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卖掉北街的房子，在城北建新街分到一套集资房，140多平方米。房子越来越大，大家的心情也就越来越舒畅。我的两个妹妹下岗后自谋职业，同时办理了社保，解决了后顾之忧。我在1994年考进广安县检察院，工作之余辛勤地“爬格子”，努力实现创作梦。
父亲对分享到的改革成果较为满意，先是获得残疾军人补助金，后来因1949年参加工作的原因在2012年获得困难补助金。这个打过仗、负过伤，为地方发展做过贡献的老人，时常教育子女要懂得感恩。
闲暇之余，父亲就填词作诗感恩邓公，其得意之作是“国难民贫风雨愁，冤假错案急待纠。光明磊落无私畏，正本清源誉全球。”“资职特权疾成结，吐故纳新滞停歇。断然废黜终身制，小平风范人中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