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荷塘里那些安静的莲，这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很多时候，当我因为听障的原因招致一些嗤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荷塘一角那朵静静绽放的莲。我以为，人之一世，尤其是女人，惟有如莲一样经受了淤泥的洗礼、清水的荡涤，才能让生命在水面开出一朵不蔓不枝的花来。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希望还是这样，用心聆听世间最美妙的声音，做一个有用的人，让梦想如莲花一般绽放。

——题记

（一）童年的磨难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过许多的梦想。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做个有用的人。但是童年的我肯定不知道，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会陷入无声的世界里。而我，就真的只能朝着“有用的人”这样简单的梦想一步一步前进了。

3岁那年，我得了一种“百日咳”的疾病，乡村合作医疗社里只有链霉素这种特效药。按照我的年龄，一支链霉素要分上下午来注射，因为父母都是双职工，实在是没有时间一天两次往医疗社跑，母亲就每天上午带我去把一天的针剂一次性打完。几个月后，我的病好了，不幸却就此埋下。

4岁半，我开始每天跟着教书的母亲去学校旁听，因为家里没人带我。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老师发觉好多次提问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都无动于衷，她们告诉了母亲。母亲暗暗对我做了很多测试，发觉是真的。母亲不相信，说，她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县城五官科的大夫确诊我是链霉素导致的听神经性耳聋。并说，这种听障是不可治的，神经损伤，华佗无力。只是有一种“三磷酸腺苷”的针剂可以有效缓解听力下降的程度。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会说话了，所以要鼓励她多说话，要尽量让她说话，这样就可以避免没人和她说话而导致她失去言语功能。

母亲是个性格坚强的人。当过赤脚医生的她，开始在家里给我注射“三磷酸腺苷”针剂，每天一针，这种针剂注射下去非常的疼痛，而我持续注射了好几个月。直到后来母亲的朋友从上海寄来“三磷酸腺苷”口服片剂，疼痛才有所缓解。这种药片非常贵，一个疗程的药剂几乎等于母亲几个月的工资。为了保证我的治疗效果，我记得母亲经常去邮局汇款，然后收到寄回来的包裹。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的坚强和执着，让我在幼年失聪的时候，没有放弃，而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挽救我，使我的听力延缓了下降的速度，使我能用残存的一点听觉，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活。也就是这样，我才没有成为一个废人，一个无用的人。我的梦想实现才开始一步一步的明晰起来。

（二）求学的艰难

正式开始上学的日子是和针剂药片夹杂在一起的。我永远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永远是最认真的那一个孩子。课堂上，我总是盯着老师的嘴巴，惟其如此，我才能大约知道老师在读什么，在说什么。除了生病，我是那个从来不迟到的学生。老师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嗓音，母亲和父亲对我说话总是大声地“喊”。在那些与药为伴的日子，父母亲找了各种偏方，包括蛇胆、猪胆，看着我吞下去。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他们带着我去县城，去市里，甚至慕名去安徽合肥，到处求医问药。

我听不到下雨的声音，听不到喇叭声，听不到敲门声。少年的我还没有感觉到太多失聪的痛楚，母亲焦灼的目光却始终盯在我的后背，哪怕我差一点在马路上被汽车撞飞，她对我的严格仍不减一分。小学升初中，我考了全公社第二名。五年级的寒假，我戴上了一种天津产的盒式的助听器，带耳机的那种，就和现在的MP3一样。为了让我能上体育课，母亲用布做了一个小袋子，冬天我就把这个小袋子挂在胸前，夏天绑在腰间，沉重的盒子给我带来各种不便。终于，在高二那年暑假，我戴上了一种当时最先进的挂在耳廓上的耳背式助听器，渡过了佩戴的适应期后，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声音了，风声、雨声、车子声、电视声、还有同学们的笑声、老师的教诲声，等等。虽然，它们需要我那么努力地去捕捉、去聆听，在嘈杂的声音里去辨别，虽然，这些声音，在我听起来还是那么断断续续，虽然，我还是要认真地看着说话人的口型去匹配。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所能感知的世界已经越来越精彩了。

夏天来了，佩戴助听器的耳廓因为长时间的摩擦，开始发炎、溃烂，晚上摘下来的时候，总是鲜血淋漓，钻心的疼。是放弃还是继续？可我怎么能放弃呢？就像那水里的莲，慢慢地穿透了淤泥，又怎么能因为惧怕风雹雷电放弃了阳光雨露而永远躲在水下的黑暗里暗暗哭泣呢？

所有的努力开始有了结果，就好像那一朵莲，终于能在水面上，亭亭。高考，上了师专分数线的我放弃了读大专，因为那不是适合我的学校，我去读了省城南边的一所中专学校。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两年，然后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工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