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

1970年过年前几天，父亲就把家里养的猪卖了，到临村的“红星公社小卖店”给我们每人买两条绸子和一包糖果，糖果是五颜六色的橘子瓣状的，用黄纸包着的，同时也是全家人共享的。那糖果至今在我的记忆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向往，让我刻骨铭心，永生不忘。

后来，大哥上班了，家里的收入多了24元钱，大哥那时候为了能给家里省下8元钱，把一份留在场部修理厂的工作硬是辞退了。留在父母身边，一起分担生活的负累。我总忘不了大哥和队里的知青一道去山里伐木的情景，一去就是几个月，快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的时候，给我们买了很多小面包（那个时候叫“光头饼”），是用一个很大的黄色帆布提包散装着的，除了提包，就没别的包装了，那时候，我们兄妹那叫一个幸福，大哥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太帅了，太高大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那么多好吃的。

每逢六一儿童节我们都会去场部过，因为贫困，母亲就给我们用面烙各种各样的饼，每人再给一毛钱，够买两根冰棍的，我们放在书包里背着，幸福死了。参加活动得奖品回来就赶紧交与母亲，心里滿是成就感。

等我和大姐参加工作后，家里的生活条件就改善了许多，我们把每个月挣的钱除了留点买日用品的以外，全部交给父母，我和大姐上班后很快就调到了街道卫生所，收入全由大姐掌控，从不乱花一分钱。在我的记忆中就从来没曾要求过什么吃的和穿的，算是个懂事的孩子。

再后来，我的弟弟和妹妹也相继到街道小学读书了，四个人一个月的伙食才15元钱，就只买馒头，菜就是用盐水煮的。那时我那个聪明过人又过早夭折的三弟小军，十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大姐有时说：买个带肉的菜吧，小军忙说，“不买，要二毛钱呐，太贵了”。至今想起来就会心疼，就会疼得我们泪如雨下，就会疼得心有愧疚，假如能够弥补些给小军该多好……

那时也是为了省点钱让大哥能娶上媳妇。

到小妹小弟都上班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就好起来了，我们星期天回家的时候，妈妈总说：现在生活好了，我和你爸也常能喝上“桔香露”了（瓶装的用凉水、苏打、糖精、香精勾兑的）。

再后来，大姐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毕业后，就调到了武汉市机关工作，再后来，我们都陆续地来到了城市里，父母亲也时常到各家去轮流着住，父母的各种好吃的从来不曾断过，以至都不知道想吃点什么。

父母常说：现在咱过的是天堂的日子，这在六十多年前，连梦都未曾做过，真是幸福得很呢，我们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因而两位老人格外地珍惜。

我亲历了家庭的巨大变迁，我们且行且珍惜，为这变迁感动，为变迁带来的幸福感动！

住

爸爸说起他儿时的记忆，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家里的那几间土砖房。晴天还好，一到风雨天，便提心吊胆，房子到处漏雨，到处进风。风停了，雨住了，天空依然雾蒙蒙，黑沉沉，屋内依然滴滴答答，到处脏兮兮，湿乎乎。令人心烦的还有“露天摆粪缸，蚊蝇嗡嗡叫”，更不能忍受的是他家五口人挤住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一间房子内，人口多，地方窄，闹了不少笑话，尴尬的事情也接连不断。爸爸说，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卧室。

80年代，改革的春风也吹醒了我们村那沉睡的村庄。社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许多人家靠党的富民政策，靠勤劳发家致富，过上了好日子。纷纷盖起了红砖青瓦的大砖房。十四岁的时候，我考到了县城的一所高中读书，吃住在校，月余回家一趟。学校的宿舍也是红砖青瓦，宽敞明亮，我再没有透风漏雨的担心。然而一到刮风下雨的日子，我依然惦记着家里的几间土砖屋，心里沉甸甸的。十五年那年，有一次，我偶尔两个月没有回家，当我放假回到老家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我所熟悉的那几间土砖屋了，代之而起的是刚刚峻工不久的两层楼的新瓦房。爸爸说：“土砖房不能住了，年年修房年年漏雨，整天担惊受怕。” 爸爸带我上了二楼，指着一房间对我说：“这间卧室是分给你的，以后，你就住这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