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摆脱贫穷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是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儿时的记忆几乎都与贫穷有关。记得母亲常给我讲起大奶奶的故事，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奶奶曾给母亲说：“他二嫂，我们啥时能看着煎饼筐子吃顿饱饭”，大奶奶终没等到看着煎饼筐子吃顿饱饭，就带着饥饿与遗憾离开了人世。上学了，我的音乐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起她小时候挨饿的故事，比如用生玉米做上学期间的零食，饿得不行时就吃上几粒。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耕地打场样样精，母亲是持家理财的一把好手，但即使这样，我们家也常常寅吃卯粮，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那时不在少数。那时的主粮主要是地瓜干等粗粮，小麦等细粮只有逢年过节时才有机会吃到。为了给上高中的姐姐增加营养，母亲给姐姐带去学校的煎饼掺了一半小麦，惹得馋嘴的我频频偷食，母亲也总是看见装做没看见。那时，我总是幻想着，等我长大有了钱，我要买多多的纯小麦煎饼，正大光明地吃个够。长大后我问母亲，那时为啥不制止我，母亲总是轻叹一声：哪个不该吃，还不是因为穷。那个时候，温饱和脱贫成为年幼的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我要“走出农村”

随着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和十几个庄严的血手印，以一种不成功便成仁、义无反顾地决绝之势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秘密诞生，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也宣告了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时代的到来，亿万农民从此靠别饥饿。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同年，我们村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年，乡亲们打的粮食除了交给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看着家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粮食，我的父母甚至做梦都在笑。当时的农业税是以交公粮的形式交纳的。每逢交公粮，父母亲都会起得很早，把粮食装上平板车前往镇粮管所排队交粮，回来时早已过了正午，父母亲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就算是这样，父母依然是乐呵呵的，心中充满了对党和国家新政策的感激。

自1985年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始，交公粮开始逐渐成为农民的一种负担。记得中考前夕，同村的强子卖麦子回来，走到村头就大声喧嚷：“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做农民，当农民卖个麦子都难！”原来，他家里“多收了三五斗”，粮店工作人员就刁难他，总是以麦子不够干为由拒收，排队排了两三天，麦子还是没卖了。

“当农民真苦！”这是上初中的我，在当时听到最多得一句话，但是无论多苦，对于不愁吃穿，天天上学的我，似乎没有太深得体会，梦想脱离农门是在我参与一次“打场”经历之后。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几乎没人知道何谓“打场”，“打场”最初是指把收割下来带壳的粮食平摊在场院里，用马拉磙子，或者用小型拖拉机，碾压这些粮食，使之脱去外壳，这一系列活动。后来有了脱粒机，农村人仍然习惯把用脱粒机给粮食脱粒叫“打场”，把脱粒机叫做打场机。现在有了联合收割机，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躬身收割麦子的历史，“打场”一词也成为了历史。

记得那是我上初三的时候，天已黑了有一个多小时，突然就看到母亲从场上急急地走来，母亲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快去前院的堂叔家喊人去场上帮忙打麦，晚了，当晚就打不成了。当我和堂叔一家赶到时，刚好捱到我家。

只见看管打场机的人摇着了拖拉机，油门加到了根儿，打场机就被带动起来了。“隆隆”的很有气势，我和堂叔家的五姐一起上了麦垛，一捆捆的往下倒麦码子。我不愿意干别的活，那些活都靠近打场机，会弄的一身全是麦毛。麦毛比针尖儿还细，直往肉皮里钻，刺痒得人受不了。母亲和堂婶用湿毛巾围着嘴，把我和五姐扔下的麦码填进打场机的进麦口，就像打场机在吃饭。我父亲在脖子上围了头巾，用叉子掏从打场机底部滤出的麦余。麦毛就糊了我父亲一脖子。堂叔在我父亲掏出来后，和我姐装袋子。打场机的出麦口的前方是光溜溜的场院，麦粒就从出麦口窜出来，登时场院上就隆起一座小山。一场麦子打下来，人真的就象脱了层皮。大人们夸张地说，少说也要喝上二斤麦尘；所有参与打麦的人虽都是长衫长裤打扮，但仍难逃麦毛和麦尘的“肌肤相亲”。所以，每当完工时，虽然每个人都是又累又渴又饿，但最想做的事就是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经历了那次“打场”之后，坚定了我走出农村的信念，读书也更加刻苦了。1992年，我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实现了自己脱离农门的梦想，成了我们村因升学而成为“农转非”的第一人，也成了村里人教育孩子埋头苦读的典范。我脱离农门的故事被村民们一讲再讲，讲到最后都带有了些许传奇色彩。

家乡父老的幸福梦就是我的梦。

1994年7月，我踏上了计划分配的末班车，成为一名基层财政工作者。我拿着学校分配通知书，满怀激情地去区财政局报道。局长对我说，你是女孩，就别去财政所了，正好局里也缺人，留在局里吧。后来我才知道局长的良苦用心。1994年正是农民负担开始出现膨胀、乡镇财政工作步履维艰的时候，一些农民因交不起税开始拖欠税款，干群关系开始出现紧张，征收农业税成了财政所最头疼的事，一些女孩子常因收不上税，而愁得嚎啕大哭。所以，那几年，每有新分来的男学生，必先下基层财政所锻炼。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后期，农民非常规负担普遍出现恶性膨胀，并呈愈演愈烈之势。那时，农民每年人均负担在200元左右，有的高达600－700元，很多农民都交不起税费，干群关系异常紧张。为了收税，财政所的同志是跑断腿、说烂嘴，一户要跑十几、二十趟都收不回来钱，每年财政收入都欠账，干部工资发不下来。“撂荒”和“民工潮”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词，有的农民交不起税，就不再继续耕种土地，而是出去打工，财政所的同志一年到头也难见上他们一面，收税就更别提了。作为财政人，在那段时期，我回家最怕见乡亲。每次见到他们，他们总是问：“你在财政干，能不能让我们少交点税？”还有的干脆说：“你们财政就知道收税，收完这税收那税。”其实，作为农村出来的我，最知农民之苦，我何尝不想让农民少缴税，甚至说不缴税。希望减征或不征农业税，是那个时期的我和大多数农民近乎异想天开的梦想。

2003年，随着“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政策的全面落实，直至2006年1月1日，九亿农民彻底告别了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皇粮国税”，再到近几年国家对农民的各项综合补贴，国家每年都在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作为财政工作者，我亲历了国家财政由征收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转变的过程，尤其是在服务型财政的阳光普照下，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看得见、摸得着，真是今非昔比！看到一条条农村公路四通八达，一排排农民集中居住房拔地而起，一个个贫困学生重返校园，看到农村孤寡老人生活有了保障，看到农民一张张高兴的笑脸，看到一幅幅美丽的新农村画卷，我由衷地高兴，家乡父老的幸福梦就是我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