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在政治上的特质

中国士人在政治上有两个特质十分明显。第一，他们研读的是儒家经典，因此，他们重视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的研究。第二，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是因为儒家经典中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教人怎么去做“人”，而另一个是政治思想的阐述（教人怎样去做官）。是以，中国士人之有上述两个特质自是意料中事了。

在传统社会里，鼓励年轻人读书都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话，暗示的就是好好读书可以去做官，而做官之后“颜如玉”、“黄金屋”自然就会来了。到最后，一个士人能不能做官反而成了他是否受人敬重的主要原因。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就很鲜明地描绘出这种心态。

李斯曾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李斯的话十分正确，隐士并非否定做官的价值，只是自知不适宜官场而自动退出。中国士人传统上的出人头地方法就是去做官，只有做官，他才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亦把士人捧得很高。相对的，其他的农、工、商及军人的社会地位就不是很高，这是一元化社会的特性。中国以前的聪明才智优异之士只有投身政治才能有高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做官才能得到“黄金屋”及“颜如玉”。无怪乎“学而优则仕”成为古代士人的座右铭。

士人政治力量的形成

虽然表面上看来士人并没有组织，可是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都十分的大。从汉武帝任命公孙弘当宰相以后，士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就已逐渐稳固及强大。其后二千年来除了战乱时期外，政府的重要官职几乎都是由士人所占据的，其原因不外下列三种：

第一，士人的数量增多。自文翁在蜀郡开设学校后，西汉不但中央有官学，地方亦普设学校，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痒，聚（村）曰序。此外，私人授徒之风亦盛，弟子千余人者甚多，自东汉以后，学校颇发达，至唐宋又有书院，都是培养士人之所，所以士人数量大增，自然形成政治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举例而言，像东汉时的太学生参加清议，宋代太学生攻击权臣，都显示出士人对政治的影响力。

第二，士族在社会上建立了势力。中国人自古重视家族、宗族，所以宗族的力量很大。在东汉以前，士人似乎还没有和宗族结合在一起。试看汉高祖刘邦起事时，其跟随的功臣宿将，除了萧何以外，都只是单身之士，背后并无宗族的力量。到了东汉光武帝起事时，他的功臣不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族在跟随光武帝。其实，汉光帝武刘秀所率领的武装力量便是一个大宗族集团，刘秀的功臣主要分子是士人，而这些士人的后面差不多都附随着整个宗族，他们不再是单身的士，如耿纯、寇恂、王丹、冯勤等都是举宗附从。其实，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士人领导宗族自保之例极为普遍，自此以后，士人成为宗族的领袖，这个宗族便是士族。士族既然在光武帝建立政权时立了大功，所以东汉之世，士族在政府中势力庞大，世代任官，由政治地位建立了社会地位，因社会地位更巩固了政治地位。这种士族政治至魏晋南北朝时到达高峰，由于当时拔擢人才的方法是九品中正制度，在此制度运作下，所有政府中的重要高位及官职都被士族所把持。

隋唐以后，君主虽有意抑制士族，然而，由于士族力量已根基稳固，到最后君主不得不与其妥协，只要士族不结党对抗皇权，君主便不会为难士族，甚而，君主还利用士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由上所述，可知从东汉以后，士人和宗族结合，使从政的士人不再是孤单的一人，他会设法提拔同族的士人，于是士人与士人间不但关系密切，而且背后有一个集团力量，其势力自然很大。

第三，科举制度助长了士人的势力。从隋唐开始，科举使士人有一个制度化的管道登上政治舞台。隋唐以后，政府的高级官职几乎全为科举中人所占据，其原因是由科举出身的士人来主持政务已成了君臣之间的共识，再加上同年或同门之间的互相提携，更使得这种现象十分兴盛。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士人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就逐渐强大且历久不衰。他们掌握了二千多年中国政治的重要高位，也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