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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下)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2021年09月30日15:59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武暉(小名:鐵鎖),1954年12月出生,梁家河村民。1971年成為民辦教師,1973年進入延安師范學校學習,畢業后一直從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12月28日

採訪地點:陝西省延川縣賓館

 

採訪組: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所做的惠民實事有哪些?

武暉:陝北的良田不足,是在山上種植糧食,廣種薄收,農民做了很多無用功,受了很多苦,但是一年下來糧食還是很有限。所以打淤地壩非常重要。淤地壩的位置都在山溝裡,山水流下來,淤地壩能把水分保持住,糧食產量自然就高。所以近平當時非常重視打壩,重視農田基本建設。

近平解決了當時陝北農村老大難的燃料問題。那個時候,因為植被稀疏,我們陝北農村砍柴難,做飯、取暖、照明都成了難題。所以近平一直在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開始近平說想搞沼氣的時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學習沼氣技術,回來以后親自試驗,建起了陝西省第一口沼氣池並點火成功,這種情況下,對於辦沼氣就沒有社員反對了。說老實話,農民是最實際的,他看到了,得到實惠了,他才接受。你講再多道理,什麼前景,什麼展望,他們不一定接受。必須身體力行,給他們做出樣子來。從這以后,沼氣得到大面積普及,解決了困擾我們這個地區多年的燃料不足問題。

沼氣池裡的沼液可以作為肥料施在農田裡,比一般的糞肥肥力要大得多。我們村曾經試驗過,專門選一塊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長起來,明顯就比施糞肥的庄稼長得茂盛,到收獲的時候,產量也更高。

近平當支書以后,還給村裡辦了個代銷點,這個也是為了方便社員生活辦的。社員想買點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時候跑到文安驛的供銷社去,要提前請一天假,趕著去,趕著回,很多時間都浪費了。有了代銷點,村裡把農民需要的東西備齊,農民走幾分鐘路就能到代銷點,買到需要的東西,后來就越來越靈活了,社員還可以賒賬,或者拿雞蛋去換。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個雞蛋就能換到。

鐵業社也是近平辦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會打鐵的社員組織起來,實施定額管理,比如,每個鐵匠一天打三把老镢(陝北方言,镢頭),就給他10個工分。超出了三把,就給予獎勵,完不成任務就要扣除相應的工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當時延川各個大隊普遍沒有副業,沒有副業就沒有資金。我們鐵業社把那些鋤頭、老镢、鐮刀生產出來,社員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驛供銷社代銷。賣了錢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錢就是村裡的集體收入。村裡得實惠,還可以給鐵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賣了三塊錢,就可以獎勵鐵匠一毛、兩毛的。整個鐵業社的規劃、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管理方式。從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於為民辦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農活的勞動強度很大,對於婦女來說就更是極大的負擔。婦女家務繁忙,不僅要上山干活掙工分,在家還要做飯,還要縫衣服,還要照看娃娃。那個時候的農村,孩子一個接一個地生,一個比一個大一兩歲,一到吃飯的時候坐一排,都搶著吃,照顧孩子確實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覺了,婦女還不能睡覺,拿起衣服,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縫縫補補。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陝北農民生活的事情,他說:“為啥農村生活苦?為啥婦女那麼勞累?有一個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說:“是啊,我們兄弟姊妹七個,都不算多的。”近平說:“生的孩子多,農民負擔就重,婦女的勞累就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農村的年輕人還是應該少生娃娃,把娃娃養好。”可見,那個時候近平就有了優生優育,減輕婦女負擔的思想。

近平看到農村婦女這麼辛苦,他就在這方面動了腦子。他搞的縫紉社主要是為婦女著想。農民衣服磨損得快,婦女白天干完活,晚上還要在煤油燈下縫縫補補。近平找了我們后隊的一個叫雷琴的婦女,她的縫紉手藝好,專門在縫紉社縫補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婦女就可以上山勞動,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燈下熬夜縫補衣服了。近平還制定了一個規則:社員可以用工分來支付裁縫的報酬,比如,一個社員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這個工分來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縫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這樣既解放了婦女勞動力,又解決了村裡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還給我們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這之前,前隊沒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裡的水,非常不便,水質也不好。並且,當時前隊有一塊地種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來灌溉,僅靠挑水來澆菜,勞動量太大。近平跟村裡研究,就決定在菜地旁邊打一個井。打井的時候,近平親自下到井裡,站在冰水裡面挖泥土和石頭。這口井打成以后,同時解決了村裡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問題,現在村裡安了自來水,也是用的這口井裡的水。

近平還給村裡辦了一個磨坊。為啥要搞這個磨坊?那時候,毛驢是陝北很重要的運輸工具,大多時候要運東西,要馱著糞上山,那時候毛驢很少,經常不夠用,社員經常為爭毛驢爭吵。如果用毛驢推,從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糧食。近平辦的這個磨坊置辦了一套機械設備:柴油機、磨面機、碾米機,幾十斤糧食,一小會兒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費時間,承擔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驢騰出來用於生產和運輸。社員隻要把糧食拿過來,一會兒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費的。

近平做了這麼多實事,源於他親身體會到農民生活面臨的難題,也源於他平時的觀察和思考。他敢於實踐,敢想敢干,也能干會干,能把想法變成現實。

採訪組:習近平當村支書有什麼鮮明特點?

武暉:近平他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實事,同時也在積極地融入社員當中。他來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就在學習我們當地的方言,到了后幾年,特別是當支書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時,近平對年紀大的人很尊敬,對小孩很愛護。近平對同齡人也很親切,對那些表現不積極的社員,甚至對那些“管制分子”,他也從來沒有吹胡子瞪眼,有話都是好好說,讓大家心裡都服氣。像我們農村人關系好了之后就愛開玩笑逗樂,難免有些過頭的地方,要麼起綽號,要麼取笑對方。近平和大家關系都很好,但是他從來不給社員取綽號,也不取笑別人。大家在心裡對他既親近又敬重。

他這人做事,有決心,有毅力,輕易不說出口,隻要說出口的話,隻要認定了的事,他就堅持到底。用我們農村的話來說,就是說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從來不說過頭話。近平打壩、辦沼氣、辦代銷點、辦鐵業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沒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廢的,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都能想辦法克服。

近平還能夠很堅決地糾正干部的錯誤。他當支書的時候,前隊有個年輕后生,是隊裡開拖拉機的,后來被選為生產隊長。但是生產隊長要負責全隊的生產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較勞累,而開拖拉機又風光又輕鬆,他在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還是想接著開拖拉機。那個年代農村生產,社員本身沒什麼自主性,關鍵就要靠生產隊長帶頭。什麼時候種,什麼時候收,在農業生產上生產隊長必須得是行家,還要能吃苦,負責任。所以,遇到好的生產隊長,農民就過得好一點,生產隊長不著調,農民就餓肚子。近平給他講:“你既然被選上了生產隊長,就說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個樣子來。隊長是一個隊的帶頭人,全隊的人都看著你呢!開拖拉機會影響你當隊長,也會影響你們這個隊的收成。”剛開始的時候,他還是有些轉不過來彎,近平就讓他慢慢想,每天早上來匯報一次思想情況,看看他有沒有想通。連續跑了三四個早上之后,他覺得近平作為村支書,又是外地來的知青,對村裡的事情這麼操心,受到了感動,自己作為村裡人,更應該努力搞好生產隊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轉過彎來了,踏踏實實地當上了生產隊長,安心組織隊裡的生產,讓其他人去開拖拉機。后來,這個后生的隊長當得可好了。

在農村,打架的事情時有發生,有時候社員在山上勞動,兩個人一言不合,就罵起來了,說打起來就打起來。當時的農村,十幾歲二十歲普遍都有點文化,但是年紀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沒有文化修養不行,處理問題很愚蠻,罵仗、打架,司空見慣。近平對這種情況見得多了,深感農民打架是嚴重的問題,所以他當大隊書記以后,就制定了村規民約,禁止打架、罵架,在會上宣布,村民之間不能打架罵仗,否則就要進行處罰。但是,這種事情又是難免的。我們后隊有兩個后生,一個叫“猴兒”,一個叫“矮矮”,兩個人平時就有矛盾,后來又出現了問題,兩個人打了一架,互相都揍了個鼻青臉腫。生產隊長處理不了,就讓近平來解決。近平對他們兩個的情況也了解,但是規定就是規定,兩個人都罰了10個工分。近平當時就說:“無論有理沒理,你不能打架。有理的不能打,沒理的更不能打。”近平要求他們在社員大會上做檢查,他們覺得在大會上做檢查有些丟臉面,不太樂意。近平就問他們:“你們接受不接受處罰?禁止打架是咱們的村規,開會的時候大家都到場了,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果你們接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分給你們,但你們必須做檢查。”兩個人聽近平這麼說,都很慚愧:“我們打架是我們犯了錯誤,按照規定就應該罰分,叫你給我們填上,說不過去。沒啥說的,我們接受處罰。”近平當書記的時候,梁家河打架斗毆的事情明顯減少了。事隔多年,“矮矮”給我講起這個故事,還在不停地嘆服:近平真是會做思想工作!

農村矛盾多如牛毛,村黨支部書記的工作特別難,一個人能當好公社書記,未必能當好大隊書記。村裡的工作要費好多腦子,想好多問題。農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給他們做工作,必須讓他們思想上能夠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麼都好辦,農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農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立起來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來的。農民是非常實際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隻要做到這兩條,什麼問題都好處理。

採訪組: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你和他有哪些聯系?

武暉: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時候,我是文安驛公社的教育專干。正定當地派了兩個人到梁家河的黨支部搞外調,先到了文安驛公社的辦公室,恰巧我也在場。他們不知道梁家河在什麼地方,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給他們指了路。他們到村裡問了很多人,大家無一例外地都對他交口稱贊。那兩位外調的同志在村裡調查完了之后,就又回到文安驛公社簽署意見。這個時候,正巧又碰上了我。當時到了吃飯的時間,我就問他們吃飯了沒有,他們說沒吃,我就把他們帶到飯館吃了一頓陝北的饸饹。在吃飯的過程中,我們就聊了起來。聊著聊著,我向他們打聽了近平的情況。

我說:“習近平在那邊干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說:“當縣委書記呢。”

我說:“干得怎麼樣?”

“近平干得很不錯,群眾威信很高,每年開三干會(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開的大隊、公社、縣三級干部大會)的時候,開到中間,很多干部發言很乏味,好多人聽得煩了,就走了,還有些人聽得困了,就睡著了。隻有習近平講話的時候,沒有人走,也沒有人睡覺。他講話講得有意思,很實際,也很有感染力,干部們都愛聽。”

我說:“近平當村支書的時候,他講話我們村裡人也很愛聽。”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說:“近平的工作作風,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樣。很多領導干部,都是由辦公室負責安排,提前通知。近平主持縣裡的工作,到鄉鎮和農村檢查,從來不提前打招呼,都是騎著自行車就去了。到了實地,他去看領導在不在,工作做得怎麼樣,實地去看,不給對方提前准備的機會。如果他看到什麼工作做得不到位的,當時就把相關領導叫到現場,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

我聽了這兩位同志說的話,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大的平台上發揮了他的才干,心裡很高興。

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我們村裡一個叫張志林的人,跟我打聽近平的情況,說要給他還錢。原來,近平從梁家河走的時候,村裡還沒到年終結算。等到年底結算,會計算賬的時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糧錢(陝北方言,給隊裡交錢),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糧錢(陝北方言,隊裡給現金)。出糧錢的家庭把錢給會計,會計再把這個錢發給得糧錢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沒有分糧食,就要得糧錢﹔張志林家裡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糧食多,就要出糧錢。會計為了賬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糧錢八十元兌給了張志林家裡,而張志林家裡應該把這八十元單獨交給近平,但是當時張志林家裡非常貧窮,拿不出來這八十元錢,並且近平上學也離開村裡了,就這樣,張志林家裡一直沒有機會把這個錢給近平,十分過意不去。現在張志林有錢了,一直想要把這個錢還給近平,他經常念叨,近平的這個錢救了我們一家人,欠賬就得還錢,不然良心上過意不去。我就勸張志林說:“你現在還給他,他也不會要。他幫助過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們村,哪一家他沒有幫過?你放心吧,他肯定不會有想法的。”七十年代的八十塊錢可是不小的一筆錢,按購買力來算,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八千塊錢。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鄉親們熱情地招待他,還殺了一隻羊。我們一起吃飯,近平囑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邊聽。近平主要說了,山上要治理,河裡要打壩,山上要種經濟林,還要種果樹,要把地打平,好提高產量,要解決肚子吃飽的問題,還要解決文化問題……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講了很多。從始至終,他最關心的始終是基層群眾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還向我們打聽一個叫靈娃的孩子。這個孩子的事,還要從頭說起。1969年,知青到我們梁家河的時候,我們村有個十幾歲的孩子,小名叫靈娃,但是實際上腦子並不靈光,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們農村的話叫“半憨憨”。靈娃的父親是基建隊的隊長,主要負責帶著知青做打壩、修田等農田基本建設的事,他就經常把靈娃帶到地裡去。靈娃雖然腦子有問題,但是干活很踏實,也能吃苦,近平他們這些知青都很喜歡靈娃,勞動之余很喜歡和他一起玩,誰也沒有嫌棄、取笑過他。近平1993年回來的時候,靈娃的父親已經去世了,隻有靈娃的母親帶著他度日,家裡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艱難。近平為了接濟這家人的生活,當時就給靈娃的母親留了500塊錢。

2015年春節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他到家家戶戶都看了看,用延川話和鄉親們交談,就像回到了久別的家中,特別親切。

(責編:吳楠、馬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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