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用三年時間調整我國國民經濟。會上，華國鋒提議李先念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一講經濟工作中的思想問題，還表示：“關於思想理論方面的問題，小平同志要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記錄整理好后，也要印發工作會議，供大家討論。”
可見，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是涉及“思想理論”多方面內容的重要講話。但對這個講話，學術界往往隻關注到政治層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表述和影響，對其經濟理論和發展道路的重要論述則有所忽略。正是在這個講話中，鄧小平對“中國式的現代化”作了新的詮釋。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但是搞建設，要適合中國情況，必須看到中國的兩個特點：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注意中國的這些特點，“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鄧小平認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一方面必須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另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引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歷史，各國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
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闡釋“中國式的現代化”的豐富內涵，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他賦予“中國式的現代化”雙重內涵和兩個目的：一是強調中國進行現代化要立足國情，不能急躁冒進﹔二是針對思想理論界出現的強調西方經驗過頭的錯誤傾向，明確提出“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將“中國式的現代化”提升到道路和方向的高度。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源流，從歷史傳承發展的長遠視角來看，可以追溯到1956年八大前后黨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從改革開放后的實踐看，黨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溯源到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關於“中國式的現代化”的闡述。
從理論工作務虛會一直到1982年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堅持用“中國式的現代化”反對急躁冒進和迷信西方經驗兩種錯誤傾向，強調改革是穩健的、漸進的，改革道路是獨立自主的、中國特色的。對內，他反復用“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強調要立足國情、不要急躁冒進﹔對外，他屢屢用“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解釋中國為什麼要調整經濟，為什麼要走自己的道路。
對中共中央作出的調整經濟的決策，黨內和黨外在認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當時在發展經濟問題上有兩種聲音：一種主張，像一個人生了一場大病那樣，應該拿出幾年時間休養生息，調整國民經濟內部關系。另一種認為，“四人幫”壓在頭上的蓋子（“唯生產力論”）已經揭開，有條件大干快上，苦戰幾年，奪回在“文化大革命”中喪失了的10年時間。后一種聲音一度影響很大。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也遭到質疑，“有不少同志問，中國式的現代化是不是要降低現代化的標准，來個‘瓜菜代’呢”？為了統一思想，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反復闡釋國外快速發展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不能照搬，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要堅持“中國式的現代化”。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重點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我們開了大口，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后來改了個口，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准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針對一些人認為降低發展目標和增長指標會給現代化建設“潑冷水”的問題，鄧小平指出：“我贊成勁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強調一點，我們需要的是鼓實勁，不是鼓虛勁。”
1980年元旦，在出席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時，鄧小平倡導要腳踏實地艱苦創業：“我們要搞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還很窮，就是要老老實實地創業，就是要吃點苦，否則不可能有今后的甜。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生活隻有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展望和部署20世紀80年代的工作，提出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強調“核心是現代化建設”。他指出：“對於我們的建設事業說來，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決定性的。這個十年把基礎搞好了，加上下一個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內實現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反對盲目冒進在理論上的合適解釋，對於強調快速發展的人來說，道理上講得通，情感上能接受，起到了不錯的說服作用。
中國制定經濟調整政策后，一方面縮減原先簽訂的引進22項成套設備的規模，另一方面在新的引進政策上更加謹慎。這對把中國作為技術、資本等輸出的主要市場和新的希望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是一個沉重打擊。西方世界議論紛紛，“有一些人對中國現行經濟政策的穩定性仍持某種懷疑態度。其原因有二：一是認為可能並非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支持這些政策﹔二是從前宣布的一些重點項目的取消或延期，反映和表明了政策重點的變動”。為此，鄧小平在會見美、日、西歐國家領導人和企業界人士時，反復用“中國式的現代化”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和必須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以消解他們的疑慮。
1979年4月1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全美華人協會副會長何炳棣時指出：“當前我們調整經濟計劃，主要是想把我國經濟發展搞得穩一點、快一點。我們要搞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5月31日，在會見日本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一行時指出：“戰后日本很快就發達起來了，這方面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當然，別人的經驗照搬也不行，中國有中國的條件，日本有日本的條件。”“我們不但要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也要充分利用各國的好經驗，並且要把這種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鄧小平以“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對經濟調整政策作出解釋，對消除國際社會的誤會產生了積極作用。（摘自《北京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