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蘇關系的“解凍”和正常化（2）
在會晤中，鄧小平提到了3年前請人轉達的關於希望中蘇之間消除三大障礙，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口信。戈爾巴喬夫表示記得此事，並說，這對我們的思考是一個促進。
整個會晤持續了近3個小時，主要是鄧小平在發言。鄧小平說，國家與國家要平等。中國不會侵犯別國，對任何國家不構成威脅。他回顧了外國列強對舊中國的侵略、壓迫和掠奪的歷史，以及中蘇兩國、兩黨關系在過去所走過的一段曲折歷程，強調談歷史是為了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前進。
鄧小平說，這次高級會晤可以概括為8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戈爾巴喬夫表示贊同，並闡述了關於歷史問題的看法，認為重點在於向前看。
外交學會會長劉述卿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小平同志為中蘇兩國關系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盡管后來蘇聯解體了，那麼我們同俄羅斯，同其他的獨立的共和國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國家關系。”
長達20年的緊張對峙結束了，7000多公裡邊界線兩邊的人們又恢復了傳統的友誼，這對穩定國際局勢，維護世界和平，產生了極其重要影響。
鄧小平敏銳地預見到戰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行將結束，提出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
當今世界並不安寧，充滿著各種矛盾和沖突。各國政治家們都在關注著世界的發展和未來。
鄧小平從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保証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緩和世界緊張局勢、促進人類進步和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許多以和平的方式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和新思路。這些新辦法和新思路的核心，就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解決國際爭端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我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國。40多年來，我們一貫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始終堅持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不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發展道路如何，都一律平等、友好相處，妥善解決了許多雙邊爭議問題，推動和加深了國際間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鄧小平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當用它作為指導國與國關系的基本准則。
隨著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我們在堅持和貫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方面又有了新的發展。在鄧小平的指導下，我國在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國家關系時，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不計較歷史的恩怨，同所有的周邊國家實現了全面的睦鄰友好，而且也同世界上所有願意同中國交往的國家和地區建立和發展了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系。與此同時，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准繩，主持公道，伸張正義，不謀私利，樹立了良好的國家形象。為了穩定國際局勢，解決國際爭端，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運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可以消除國際爭端中的一些熱點、爆發點。他認為，解決國際爭端，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這個新辦法，隻能是合情合理的辦法，所以也隻能是和平共處的辦法。他提出的“一國兩制”的辦法，不僅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唯一可靠途徑，同時也有利於消除中英、中美關系中的障礙，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他關於“共同開發”的設想，不僅有利於中國和一些鄰國用和平手段解決一些領土的爭議，而且也為世界各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和思路。
20世紀80年代后期，從復雜動蕩的國際形勢中，鄧小平敏銳地預見到戰后形成的兩極政治格局行將結束，世界將進入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時期。他指出，國際形勢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各國都在考慮相應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秩序”。萬千世界，不同的利益傾向代表著不同的選擇。世界向何處去，現實要求政治家們作出回答。1988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斯裡蘭卡總理普雷馬達薩時指出，現在需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經得住考驗。此后，鄧小平又反復強調闡述了他關於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准則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他強調，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兩件事要同時做，以相互適應。關於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鄧小平指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行不通了，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准則。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鄧小平說，他早在1974年聯合國發言時就談了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問題仍很突出。他指出，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這樣便會明白，發展問題既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責任，也是發達國家的責任。既要加強南北合作，也要加強南南合作，建立一種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高屹）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