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擺脫貧窮

我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是個飢寒交迫的年代，兒時的記憶幾乎都與貧窮有關。記得母親常給我講起大奶奶的故事，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大奶奶曾給母親說：“他二嫂，我們啥時能看著煎餅筐子吃頓飽飯”，大奶奶終沒等到看著煎餅筐子吃頓飽飯，就帶著飢餓與遺憾離開了人世。上學了，我的音樂老師常常給我們講起她小時候挨餓的故事，比如用生玉米做上學期間的零食，餓得不行時就吃上幾粒。在我的記憶裡，父親耕地打場樣樣精，母親是持家理財的一把好手，但即使這樣，我們家也常常寅吃卯糧，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在那時不在少數。那時的主糧主要是地瓜干等粗糧，小麥等細糧隻有逢年過節時才有機會吃到。為了給上高中的姐姐增加營養，母親給姐姐帶去學校的煎餅摻了一半小麥，惹得饞嘴的我頻頻偷食，母親也總是看見裝做沒看見。那時，我總是幻想著，等我長大有了錢，我要買多多的純小麥煎餅，正大光明地吃個夠。長大后我問母親，那時為啥不制止我，母親總是輕嘆一聲：哪個不該吃，還不是因為窮。那個時候，溫飽和脫貧成為年幼的我和大多數中國人的夢想。

我要“走出農村”

隨著一紙驚世駭俗的契約和十幾個庄嚴的血手印，以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義無反顧地決絕之勢在安徽鳳陽小崗村秘密誕生，拉開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也宣告了一個尊重人性尊重常識時代的到來，億萬農民從此靠別飢餓。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指出聯產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同年，我們村也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年，鄉親們打的糧食除了交給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看著家裡堆得像小山一樣的糧食，我的父母甚至做夢都在笑。當時的農業稅是以交公糧的形式交納的。每逢交公糧，父母親都會起得很早，把糧食裝上平板車前往鎮糧管所排隊交糧，回來時早已過了正午，父母親又飢又渴，疲憊不堪。就算是這樣，父母依然是樂呵呵的，心中充滿了對黨和國家新政策的感激。

自1985年農產品購銷體制由統購統銷走向“雙軌制”始，交公糧開始逐漸成為農民的一種負擔。記得中考前夕，同村的強子賣麥子回來，走到村頭就大聲喧嚷：“下輩子做牛做馬也不做農民，當農民賣個麥子都難！”原來，他家裡“多收了三五斗”，糧店工作人員就刁難他，總是以麥子不夠干為由拒收，排隊排了兩三天，麥子還是沒賣了。

“當農民真苦！”這是上初中的我，在當時聽到最多得一句話，但是無論多苦，對於不愁吃穿，天天上學的我，似乎沒有太深得體會，夢想脫離農門是在我參與一次“打場”經歷之后。

現在的年輕人無論是城裡人還是農村人，幾乎沒人知道何謂“打場”，“打場”最初是指把收割下來帶殼的糧食平攤在場院裡，用馬拉磙子，或者用小型拖拉機，碾壓這些糧食，使之脫去外殼，這一系列活動。后來有了脫粒機，農村人仍然習慣把用脫粒機給糧食脫粒叫“打場”，把脫粒機叫做打場機。現在有了聯合收割機，農民告別了“面朝黃土背朝天”躬身收割麥子的歷史，“打場”一詞也成為了歷史。

記得那是我上初三的時候，天已黑了有一個多小時，突然就看到母親從場上急急地走來，母親喊著我的名字，叫我快去前院的堂叔家喊人去場上幫忙打麥，晚了，當晚就打不成了。當我和堂叔一家趕到時，剛好捱到我家。

隻見看管打場機的人搖著了拖拉機，油門加到了根兒，打場機就被帶動起來了。“隆隆”的很有氣勢，我和堂叔家的五姐一起上了麥垛，一捆捆的往下倒麥碼子。我不願意干別的活，那些活都靠近打場機，會弄的一身全是麥毛。麥毛比針尖兒還細，直往肉皮裡鑽，刺痒得人受不了。母親和堂嬸用濕毛巾圍著嘴，把我和五姐扔下的麥碼填進打場機的進麥口，就像打場機在吃飯。我父親在脖子上圍了頭巾，用叉子掏從打場機底部濾出的麥余。麥毛就糊了我父親一脖子。堂叔在我父親掏出來后，和我姐裝袋子。打場機的出麥口的前方是光溜溜的場院，麥粒就從出麥口竄出來，登時場院上就隆起一座小山。一場麥子打下來，人真的就象脫了層皮。大人們夸張地說，少說也要喝上二斤麥塵﹔所有參與打麥的人雖都是長衫長褲打扮，但仍難逃麥毛和麥塵的“肌膚相親”。所以，每當完工時，雖然每個人都是又累又渴又餓，但最想做的事就是痛痛快快地洗個澡。

經歷了那次“打場”之后，堅定了我走出農村的信念，讀書也更加刻苦了。1992年，我接到了高考錄取通知書，實現了自己脫離農門的夢想，成了我們村因升學而成為“農轉非”的第一人，也成了村裡人教育孩子埋頭苦讀的典范。我脫離農門的故事被村民們一講再講，講到最后都帶有了些許傳奇色彩。

家鄉父老的幸福夢就是我的夢。

1994年7月，我踏上了計劃分配的末班車，成為一名基層財政工作者。我拿著學校分配通知書，滿懷激情地去區財政局報道。局長對我說，你是女孩，就別去財政所了，正好局裡也缺人，留在局裡吧。后來我才知道局長的良苦用心。1994年正是農民負擔開始出現膨脹、鄉鎮財政工作步履維艱的時候，一些農民因交不起稅開始拖欠稅款，干群關系開始出現緊張，征收農業稅成了財政所最頭疼的事，一些女孩子常因收不上稅，而愁得嚎啕大哭。所以，那幾年，每有新分來的男學生，必先下基層財政所鍛煉。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特別是到了后期，農民非常規負擔普遍出現惡性膨脹，並呈愈演愈烈之勢。那時，農民每年人均負擔在200元左右，有的高達600－700元，很多農民都交不起稅費，干群關系異常緊張。為了收稅，財政所的同志是跑斷腿、說爛嘴，一戶要跑十幾、二十趟都收不回來錢，每年財政收入都欠賬，干部工資發不下來。“撂荒”和“民工潮”就是這個時期出現的新詞，有的農民交不起稅，就不再繼續耕種土地，而是出去打工，財政所的同志一年到頭也難見上他們一面，收稅就更別提了。作為財政人，在那段時期，我回家最怕見鄉親。每次見到他們，他們總是問：“你在財政干，能不能讓我們少交點稅？”還有的干脆說：“你們財政就知道收稅，收完這稅收那稅。”其實，作為農村出來的我，最知農民之苦，我何嘗不想讓農民少繳稅，甚至說不繳稅。希望減征或不征農業稅，是那個時期的我和大多數農民近乎異想天開的夢想。

2003年，隨著“多予，少取，放活”方針政策的全面落實，直至2006年1月1日，九億農民徹底告別了在漫長的農業社會裡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皇糧國稅”，再到近幾年國家對農民的各項綜合補貼，國家每年都在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力度。作為財政工作者，我親歷了國家財政由征收型財政向服務型財政轉變的過程，尤其是在服務型財政的陽光普照下，新農村面貌煥然一新，看得見、摸得著，真是今非昔比！看到一條條農村公路四通八達，一排排農民集中居住房拔地而起，一個個貧困學生重返校園，看到農村孤寡老人生活有了保障，看到農民一張張高興的笑臉，看到一幅幅美麗的新農村畫卷，我由衷地高興，家鄉父老的幸福夢就是我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