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十八大即将于11月8日召开，站在过去五年与未来五年的交汇点上，有必要“究中外之际、通往来之变”，探讨过去五年世界巨变及其根源，前瞻未来五年天下大势，绸缪中国对外大战略，开创民族复兴新境界。

回首十七大以来的五年(2007--2012年)，首先是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发酵，成为次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2008年则是真正的“转折年”，9月15日华尔街“百年老店”雷曼兄弟轰然倒闭并引爆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世界自此进入新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独霸与西方主导的国际旧秩序逐渐瓦解，中国与新兴国家积极参与的国际新秩序浮出水面，非西方新兴大国渐与西方老牌大国平分秋色乃至分庭抗礼，国际关系史迎来了自近代以来翻天覆地的巨变。

过去五年尤其是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四年多以来，各类矛盾新旧交织、叠加激荡，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与大转折并行，国际战略形势演变充满变数，极不确定与极不稳定，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经久不息”，不仅转化成发达经济体的社会政治危机，例如欧债危机国家失业大军持续不断的“反紧缩”抗议示威，而且间接引发了欧美外围地带国家的政治安全危机，例如2011年初以来的中东北非剧烈震荡。

五年来，世界大变，中国逆风飞扬、大步前进。“把脉”世界与中国大变局，以下八大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过去五年世界与中国八大变化

一是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取得实质进展。首先是世界力量对比“新升老降”。西方金融危机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虽凭借美元霸权，实施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低利率与狂印美钞维持经济增长，但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尾大不掉，失业率高位徘徊，国防等预算面临削减，欧洲经济深陷衰退，西方发达国家为偿还巨额债务被迫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与此相反，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尤其是中国经济实现了“华丽转身”与质的飞跃，不仅在2010年GDP总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尽管当前新兴经济体由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连累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而增长放缓，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其次是“新一超多强”格局显现。中国排名进一步靠前，不仅是第二大单一经济体，而且被外界普遍视为在综合实力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而危机之前的“世界第二”欧盟则由于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以至下滑为“世界第三”，新的“大国(含国家集团)排行榜”是美国、中国、欧盟、俄、日、印度、巴西，中国所处的新位置更加微妙敏感，容易招致前后大国的排挤与联手算计。

二是世界经济科技发展与全球治理呈现新局面。全球范围经济与产业结构经历大调整，导致危机的金融业受到严格监管，实体经济与制造业更受重视，绿色环保经济、清洁能源与新能源、信息高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发展大方向。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加快，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行重新“洗牌”，新兴大国接连举办“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三是国际安全挑战更加多元善变。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防不胜防，非国家行为体及非政府组织扮演重要角色，网络安全与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重大挑战。传统安全挑战“不甘寂寞”，大国军事竞争水涨船高，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持续升温。

四是亚太与中东成为左右世界地缘战略态势的两大“板块”。首先是全球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移亚太，亚太“如此多骄”，以至引无数大国“竞折腰”。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近年来中国在亚太所面临的形势出现了一定变化，美国“重返亚太”干扰有加，亚太既有“热点”突变异动，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剑拔弩张，中国的周边外交与亚太政策亟待调整。其次是“大中东”震荡裂变，不少国家既有统治模式失灵，加之外部势力极力干涉，共同引爆了2011年初以来的西亚北非大动荡，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其对中东乱局险境的兴趣下降。

五是大国关系呈现复杂新气象。零和博弈减少，“竞合”博弈增多，竞争与合作相互制约。新兴大国成为大国关系新元素，新兴与老牌大国之间围绕国际重大问题展开“集群式”博弈，中美关系愈加牵动全球。

六是“唯一超级大国”脱困艰难。小布什政府发动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以及“反恐战争”导致美国陷入战略困境，并间接诱发了金融危机。面对对外扩张战线过长以至霸权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面对国内经济与社会积弊，四年前上台的奥巴马总统“受命于危难之际”，为“挽大厦之将倾”，被迫对内大刀阔斧施“新政”，对外以“巧”代“蛮”、量力而行。对于奥巴马“再造美利坚”的雄心，四年无疑太短，但美国人能否再给他四年，则要看即将于11月6日举行的总统大选结果。

七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更加敏感复杂。随着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迈上新高度，中国遭遇的外界不理解乃至疑虑防范等“成长的烦恼”明显增多。外界对华心态两面性更加突出，既有喝彩、期待与借重，尤其是在经济上，中国的影响力及“大国责任”与日俱增，也有抵制、阻拦、羁绊乃至“狙击”、“围剿”。

八是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更加紧密联动。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内政与外交高度关联、相互影响、彼此界线不再泾渭分明，外交话语权从精英向大众分散，民意舆论日益影响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