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11·24上海松江婴儿失踪案”，目前已告破，嫌犯是孩子伯母雷某。经警方审讯，雷某交代了因家庭纠纷导致心理失衡，于24日9时许将婴儿杀害并藏匿于洗衣机中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4个月大的男婴，遭残忍分尸，被藏匿于洗衣机……多个细节拼贴出的“悲剧图案”，令人耳不忍闻。而随着案件侦破，真相愈发让人吃惊：作案者竟系孩子伯母，犯罪动机则是源于琐碎的家庭纠纷。

亲眷挟恨行凶，令人脊背发冷。护犊怜幼之心，是人之天性，更遑论是亲人，可雷某却对侄儿痛下毒手，个中的伦理崩圮、亲情撕裂，无疑到了扭曲境地。

众所周知，在国人情感排序中，亲情分量向来很重。孔子曾勾画出和睦的亲朋关系图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百福咸臻”。而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人际关系“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照与自己距离的远近划分亲疏”，亲邻往往是最亲密的关系圈。

按理说，亲人间纵有纠纷，也会在亲情润滑下消融，在归依感中淡化。可为何亲人相残，以至于拿小孩出气的悲剧，仍屡屡上演？

从8月的山西男童被挖眼案，到而今的松江婴儿遇害案，伯母都成嫌犯，细微纠纷都成了引线，这看似偶然，却不啻为亲属关系异化在现实中的投影。

在此案中，雷某的杀婴行径，或跟其心理弹性狭小有关。据了解，她平日沉默寡言，而惯于沉默，也意味着，其心中积压的郁结缺乏排解出口，一旦到了某个节点，在情绪内驱力、外在诱因的作用下，难免会骤然爆发。而“抽刃向更弱者”，或许是其宣泄路径。

但毋庸讳言，亲情撕裂，也是这类伦理悲剧的诱致因素。应看到，在时下，亲人之间关系紧张的现象，极为普遍：婆媳矛盾，妯娌内战等，尤为常见；而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等，也时有发生。

亲人间起冲突，本很正常：因交往频次高，起摩擦的概率自然也高。更何况，血缘关系、亲情纽带，对人们而言，常意味着有安全感，而这份安全感，也易被亲人假想为牢不可破的壁垒，在这壁垒里，可随意性宣泄。但实质上，矛盾因子也会随之堆积。

在松江婴儿遇害案中，雷某作案，疑因结婚礼金和“抱孙子”等家事纷争，故耿耿于怀，以至于心理失衡。而她拿婴儿“开刀”，也属于心理学上的“转向攻击”，将妯娌失和带来的郁愤，发泄到无辜孩子身上。

而男童被挖眼案，某种程度上，缘由也如出一辙：有分析称，男童伯母下毒手，或因赡养矛盾。虽说这说法未被正视，可它投射的凛冽现实——家庭矛盾多发，却不容否认。

当家庭琐事上的利益纷争，动辄瓦解亲情，殃及孩子，它指向的，是亲属关系的“利益化”。而亲情容易断链，也亟须社会性的“粘合剂”：比如说，针对赡养矛盾的多发，社会保障真空的填补，当加快步伐；而对潜存的各种隐患，也有必要摒弃“家事不可干预”的呆板认知，构筑积极型的社区调解、适度干预机制，完善社会支持网络……

亲情撕裂，是以“互伤格局”为代价的。它若失控，极易带来严重恶果。基于此，在亲情易于疏离的当下，如何从社会关系涵养、亲情伦理重塑着手，去营造良序的亲眷氛围，应是个亟待审思的伦理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