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引发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往往由执法机关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造成。鉴于此，我国将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人员，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0版）

合同工、临时工执法现象并不止于一区一域，并且从身份上讲他们不具备执法资格，在执法行为中，本就有违程序，不符合法的本义，却又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合同工、临时工直接从事行政执法，除了管理混乱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与行政执法承担的职能与基层人事体制有必然的关系。

首先，行政执法部门化，条块分割，造成执法力量的瓶颈。在现有的行政构架下，很多的行政机构都有执法职能，尤其在基层，这些机构既是行政审批者、公共服务者，也是行政执法者，受机构编制的影响，人员力量分布通常捉襟见肘。按照行政执法的要求，行政执法人员由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其他人员构成，身份的制约形成了执法用人上的瓶颈。相对于履行职能的刚性，“有人可用比受制于身份更务实”便是利弊权衡的不二选择，合同工、临时工执法因此应运而生，甚至其中相当部分被模糊身份，申报和获取执法资格。

其次，在许多地方公务员在庞大的行政执法中，一方面是人员偏少，另一方面队伍的年龄结构、人事制度等制约，不得不通过突破身份界线，选择相对年轻的群体来执行具体的执法行为。比如，很多的基层公安部门，承担外围庞杂的执法任务的都是协警，一者因为警察队伍老化，二者因为城市壮大后对警务力量的需求增大，与之相对应则是队伍代谢的滞后，有的地方编制与人事权在省一级公安部门。

当然，行政执法中合同工、临时工乱象，并不代表行政执法总量的不足。相反，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布不合理，导致行政执法资源的分割、零散与低效。比如，最明显的莫过于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与执法，从田间到餐桌，有农业、水产、畜牧、质监、工商、药监等诸多部门，“九龙治水”各管一域，重复交叉管理，同样的管理范围，各自就那么多的力量，其作用可想而知。

合同工、临时工执法乱象，既是法治问题，更是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清理执法临时工，精兵先简政。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减合并机构，优化职能，有效推进审批、服务与执法的分离。另一方面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力，推进综合执法，整合执法队伍，解决部门“家家冒火、户户冒烟”，机构丛立、效率低下的问题，此外，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解决人浮于事，挑肥拣瘦的问题，防止把行政执法当成工作负担，推给不恰当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