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下达‘刑事拘留数’、‘发案数’、‘破案率’、‘退查率’等不科学、不合理考评指标，不得以破案率、批捕数、起诉数、退查率等指标搞排名通报……”日前，河南省公安厅出台规范调查取证、落实执法责任终身制等十项措施，加强、改进刑事执法工作，防止冤假错案发生。（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实践证明，几乎每一起冤假错案都是急功近利的产物，功利的引诱让案件办理凌驾在法律约束的既定程序和基本依据之上，扭曲了司法本义，透支了社会公信，对公平正义的损害有时远甚于放过一个坏人。而在诸多的功利引诱中，最大的莫过于来自行政层面，对案件办理的一味指标化，即以所谓的“破案率”、“退查率”等“唯数据”，来判定工作优劣、能力高下，并与单位排名、个人升迁挂钩，不仅不科学，也严重干扰了司法实践。

“破案率”作为一个参考数值，它不能代表案件的复杂程度。倘若一味地追求“破案率”，往往会导致办案过程变形走样，通过“刑讯逼供”等粗暴方式获取证据，让嫌疑人自证其罪，甚至弄虚作假，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伤害无辜。同时，搞所谓“破案率”排名，对执法者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暗示。比如，顶着“女神探”光环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在“案件必破”的严苛要求之下，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冤案便在她手上产生。

案件办理既是科学，也是信仰。科学就是实事求是，靠证据说话；信仰即是对法律的尊崇，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办案，严格按照法律的依据断案，宁慎勿急，宁可放过一个坏人，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显然，任何掺杂主观意志和功利色彩的暗示与导向，都是与法治精神相违背的。那么，废除“破案率”的根本意义，便是让法治回归本义，促使办案走上不唯上、不唯利、只唯实的轨道。

当然，废除“破案率”，撤除功利指挥棒只是第一步。让执法者恪守法治本义，一方面需要引入责任追问与常态监督机制，诸如案件办理终身负责制，使案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规范案件办理办法，经得起程序的考验；建立案件查验制度，经得起同行的考验，等等；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更科学的评价机制，给予执法者宽容的从业环境和正向的激励。比如，尊重执法者在案件办理中的话语权，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