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酒销售指标”、“精神病指标”、“结扎流产指标”……近日，媒体盘点了近年来各地频现的“雷人指标”，这些指标本身设置就多不合理，还通过层层摊派，加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另有一些指标，尤其是与官员相关的，本身设置并无问题。但完不成指标往往被“一票否决”，也引发人们讨论。知情学者透露，“一票否决”的地方乱象，已引起高层关注。（11月4日《新京报》）

媒体早已披露，当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府“一票否决”考核，主要呈现出两个异化取向。一是“一票否决”考核方式的过于扩张。迄今为止，中央红头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一票否决项，只有计划生育、社会综合治安与信访、安全生产等几项，但在一些地方，甚至连打击黑车、黑网吧都被套上“一票否决”的帽子；二是某些“一票否决”考核的提出只是为了表明决心和态度，因为没有后续的考核方式与真正的组织部门介入，最终就只能是不了了之。无真正问责之下，自然就无真实的治理。这方面最突出的，可算对环保治理的“一票否决制”。

毫无边界抑或徒有形式的“一票否决制”从哪里来？它们显然都不是现代行政所需。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健康的行政体系，如果官员与行政人员都能依照法定程序办事，多数情况下应该不存在太多治理难题，并不需要用“一票否决制”来强力助推。正因为如此，那些似乎毫无约束的“一票否决制”，对应的更是上级政府部门掌握了过多的评价权重。对官员与下级部门的考核，原本是行政考核与公众评议的共同结果，但当下的民众评议渠道显然不足，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为了展现部门权威，各种“一票否决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下级部门身上，进而倒逼他们去弄虚作假。

由此不难得出，泛化的“一票否决制”，本质上还是过重的行政考核与官员对上负责制，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如围观者所见，官员不会对下负责本已是我们社会运行中的顽疾，“一票否决制”则只会愈加助长“唯上病”，让造假与不踏实工作的行为弥漫开来。所以，要医治过多的“一票否决制”，就必须在行政考核与民众评议中找到一种平衡。努力降低前者的比重与做实后者的点滴累加，当官员的去留与做得好不好不再是上级部门说了算，民众也能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参与者，“一票否决制”当会减少，因此形成的共同体也当土崩瓦解。

一再出现于新闻纸上的“一票否决”，理当引发更大力度的重视。一些省市对此已在悄悄地行动，大力压缩“一票否决制”的使用范围，这当然值得肯定，但仍然不属于顶层的制度性纠偏。新闻中说，“如何科学设置和规范‘一票否决’？中央组织部等已着手调研。”这是更大的利好消息。希望在中组部的调研之后，对于“一票否决制”的使用范围与罚则能有明晰规定，更希望，这也能成为一次拓宽民众评议与监督权的契机。制度设计者对此不能只有长期的说辞，而少有具体的落实与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