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该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引发了广泛争议。（10月14日《北京晨报》）

　　“拟禁艾滋病人进公共浴室”，此一立法新动态，迅速演变成火热话题。有人痛斥其涉嫌歧视、极不人道，有人指其无必要、难操作；与此同时，对此“新规”，亦不乏拥护力挺者，他们的论点归结起来，大致如下：一来，本着“以防万一”式的谨慎，主张患病者最好减少接触人群；再者，则重申要彼此尊重，呼吁艾滋病患者体谅普通人的关切……

　　诚然，相较理想状态来说，“禁艾滋病人进公共浴室”难免有些政治不正确。在文明社会内，这一类疑似冒犯“极端弱者”的法律，注定会遭遇疾风暴雨般的抨击。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流行于主流价值体系内的高姿态道德观与人文关怀潮，已然为公共生活建构起了一揽子“禁忌”——试图减少艾滋病患者传染无辜者概率的努力，一旦稍有不慎便会触碰“禁忌”。而后，被冠之以歧视、反人道等等恶名，着实不足为奇。

　　适用于艾滋病患者的种种限制性规定，到底哪些可算是“歧视”，哪些只是维护人皆有之的自卫意识和合理自利的偏好？事实上，这恰是一个最亟待厘清的边界。其实，《沐浴业管理办法》本就是一个行业法律，着眼于从业者与消费者的权益最大化，实际上无可厚非。如果说，其中“禁艾滋病人进公共浴室”一条欠妥，本质上也应溯源于《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艾滋病防治条例》等等上位法措辞不清，从而给一些低阶法律留下太多随意发挥的空间。

　　除此以外，从“艾滋病人拟禁入公共浴室”引发的连锁反应来看，其镜鉴意义至少还有两个方面：一来，再次告诉公众要对疾病防治多一份科学认知，对特殊群体多一点包容；再者，则提示抱持不同观点者，尊重舆论场内平等对话、耐心沟通的开放式话语格局，切忌动辄以“大词”与“恶名”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