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华社记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希望能引起一些不注重多听、多看、多调查，遇事善于说谎、急于否认的相关部门重视。

对照社会学家奥尔波特提出的谣言公式：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新华社将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视之为“官谣”，针对性很明显：一来，政府的任何信息发布，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先否后肯”大多是在未经调查的基础上就习惯性“辟谣”，如众所周知的刘铁男遭举报案件。如此“辟谣”，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当然是低下的。因此，官方“先否后肯”，在形式和危害上，都符合“谣言”的性质。

多数被证明的“官谣”，大多都表现为简明扼要“否认”公众质疑，鲜见具体的解释和证据支撑。说白了，是期待以政府公信力为背书，“一锤定音”、“以正视听”。尽管在一个信息高度便捷的网络社会，单纯靠权力垄断信息的做法，已然日趋颓势。但很多人仍屡试不爽，关键在于一些人还沉浸于传统的信息发布模式，过于自信权力的能量。

除了坐享权力对信息的“解释权”，“官谣”的产生与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程度也密切相关。不难理解，当权力充分在阳光下运行，随时受到公众的监督，不但谣言无法产生，也会大大打消一些官员试图掩盖真相的念头。毕竟，每一个“官谣”背后，都同时存在一个掩盖真相的运作过程。当真相无法被掩盖，“官谣”对一些人而言，也就失去了价值。

“官谣”往往虽经个人发布，但因其是代表政府发声，个人责任反倒被弱化，也给追责带来了难度。面对此种症结，必须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谣言产生于哪一级部门，该部门的负责人就当首先被问责。其次，问责的同时，“官谣”产生的详细过程，也当一并公开，以此才能起到明晰责任、以儆效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