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環境保護督察不隻為“揭短”而來，不僅要進行單一領域的問題爆破，還要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治理起點﹔不僅要反撥生態污染現狀，而且要重新理順經濟社會的體制機制。

　　據報道，2016年第二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已全面啟動，分別對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陝西、甘肅開展環保督察工作。算上此次7個省市，“環保欽差”的旅程已經覆蓋了半個中國。

　　督察風暴之下，環保領域的新聞近期密集出現，並被普遍提煉出便於傳播的關鍵詞，這是以往環保新聞比較難享受到的傳播規格。

　　比如關鍵詞“自行減壓”，來自中央環保督察組對寧夏回族自治區督察后的反饋：2016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對石嘴山、吳忠等污染較重地區的PM10年均濃度控制要求，較2014年確定的大氣污染防治目標分別放寬超過六成，屬於“自行減壓”。再比如關鍵詞“停產表演”，來自央視對山西晉城企業違規排污的報道：晉城市諸多二硫化碳生產企業經歷今年年中為期一個月的山西省環保督察，上演了一出停產大戲——白天停產，晚上復工﹔督察組一來就偃旗息鼓，文件風潮一過依舊我行我素。

　　這些傳播中的關鍵詞，就其所指的內容而言，展現了舊有發展思路巨大的抗壓和回彈能力。就其提煉形成的過程而言，表達了公眾對生態治理現狀的不滿，對實際治理情況與生態理念脫節的焦慮。就其傳播目的而言，隱含了對環保督察在生態治理領域重新訂立規矩的訴求。

　　中國環境污染的壓迫性無須過多描述。在水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嚴峻的現實之下，環保治理已經有了明顯的政治意義，有了重新定義社會發展歸宿的權重。反撥污染現狀，在宏觀上需要將生態價值置於社會治理價值排序中的第一位，將環保效果作為評估地方發展質量的基本面﹔在操作上需要以“生態問題”為中心，形成社會治理上的新氣候，不僅需要各司其職、權責對應，也需要形成職能部門間暢通接洽、資源共享的調度機制。因而，與其說這是進行生態治理，不如說是一種對社會治理生態的革新。

　　石嘴山、吳忠在大氣污染防治目標上自行減壓六成，是地方決策中“環保導向”遠未形成的結果﹔晉城諸多二硫化碳生產企業頂著官禁民怨，在當地環保局眼皮底下復工，是同級監督悖論、既有利益格局穩固的展現。它們的問題並不新鮮，之所以在環保督察的“風口”重新獲得言說的意義，正在於其所表達的內涵：生態狀況折射社會治理系統，良好的社會“治理生態”是進行生態治理的前提。

　　中央環保督察剛開始的時候，輿論認為這是中央巡視經驗在環境治理領域的應用。在環保領域這麼多深水博弈逐漸被展現出來后，環保督察被賦予的探索功能更為明顯。中央環境保護督察不隻為“揭短”而來，不僅要進行單一領域的問題爆破，還要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治理起點﹔不僅要反撥生態污染現狀，而且要重新理順經濟社會的體制機制，讓“發展到底為了啥”的答案獲得制度背書，而不是懸在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