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起草的有關情況作了說明。在這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既要堅持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規定，也要結合新的時代特點與時俱進，拿出新的辦法和規定。”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出自《韓非子·五蠹》，強調法度應隨時順應變化而變化，社會才能治理得好﹔社會管理與社會實際相適應，才能取得成效。其下一句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時代發展了而治理方式卻一成不變，社會必然危亂﹔智能高的人多了，而禁令規定卻一成不變，國家必被削弱。所以，聖人治理社會、管理民眾，法治會隨著歷史同步發展，禁令和智能水平會同步變更。法治隻有變革，隻有隨時代、社會變化而變化，才能取得長治久安的效果。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是古代治理尤其是變法理論的核心命題。在韓非之前，商鞅曾就“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提出“治世不一道”“法宜其時則治”的觀點，主張法要應時而立，應時而變。商鞅有《商君書》傳世，其中說：“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又說：“禮、法以時而定。”都是說立法治世要審時度勢而行事。商鞅正是應戰國新興軍功階級興起這個“時”，通過南門立木的方式贏得民眾，樹立起變法的威信，使秦國在短時期內便國富兵強，奠定了統一六國的基礎。

　　無論是“與時轉”還是“與世宜”，都強調要適應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變化。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貫的真理：隻有“變”才一成不變。我國歷史上有關的論述很多。例如《淮南子·人間訓》說：“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谷，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周易》則總結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物達到一定程度或極限就會變化，變化才能暢通，暢通才能長久。所以《禮記》等主張“與民變革”。隋代學者王通說得好：“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清末變法維新時，維新人士就喊出口號：“變者，古今之公理也。”任何事物都要變，法度自然也不例外。根據情況的變化而靈活行事，才能避免法規弊陋﹔如若不知變化而墨守成規，良風美俗就難實現。所以說，治理國家必須善於了解時事，通權達變。

　　不論自然宇宙還是社會人生，萬事萬物動靜行止，遷流不息，千變萬化，人們要適應變化，就要了解那個“時”。《系辭傳》說：“變通者，趣時者也。”變通的原則是“與時偕極”“與時偕行”。三國時代的著名易學家王弼說“卦以存時，爻以示變”，因時而變正是《周易》的精義。孔子被稱為“聖之時者”，倡導“君子而時中”，人們應合乎時宜、隨時變通，力求分寸恰當、合乎尺度。隻有敏銳地感知時代或時勢的變化，才有可能做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才能“動靜不失其時”，順應時代變化，從而“物無不順”。

　　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不僅在於說明《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是適應時代和社會新情況需要應運而生的重要文件，而且強調新老准則之間的相互聯系，這都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內政治生活所必須遵循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有新的標准和要求，全體黨員應順應時代潮流，以更高的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同時也提出警示，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新情況、新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全體黨員應認真學習與領會《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精神實質，適時體察新情況和新問題，順應時代發展變化對全面從嚴治黨提出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