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建黨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各方面人才更好使用起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16年8月15日《新華網》）

聆聽過“七一”講話的人應該對“識才”、“愛才”“用才”、“容才”、“聚才”等詞匯言猶在耳，對總書記“廣開進賢之路”的求賢若渴之情也應該深有感觸，先后在不同場合的大致相同意思表述足以表明“人才”問題在他心中的千鈞分量。

說到人才，一個幾乎是繞不開的話題就是千百年前那篇流傳至今，很多人耳熟能詳的《馬說》。時過境遷，此刻再讀《馬說》已經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心境：彼時韓公壯志難酬，繼而寫下“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憤懣之語。此時生逢盛世，進賢之路暢通無阻，唯待萬馬奔騰，假如韓公生在當代，若有另一篇大作遺世，應該題為《伯樂說》才對。

從古至今，人才的作用無需多言，古有“一人可抵十萬雄兵”，今有一人可以獨當一面。無論是烽火硝煙的戰亂年代，還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說到底，拼到最后拼得不是別的，就是“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人才”。那麼何為“人才”？人有“普通”與“優秀”之分，於是人們就把“人中之才”稱為“人才”。其實這樣定義“人才”難免尚顯模糊，但是對於“人才”二字確實很難有一個明確的衡量標准，不同部門、不同領域甚至是不同的人對“人才”的理解也會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稱得上“人才”的人必定有如下共同特征:學識淵博、堪當大任﹔術業專攻、身懷絕技﹔經天緯地、匡世濟民﹔不走套路、奇思妙想﹔出類拔萃、卓爾不群……換句話說，如果普通人只是有用之人，那麼“人才”就是可做棟梁之人。

世人皆知“人才”好比“千裡馬”，世人皆知“伯樂”善相“馬”，殊不知伯樂之能焉止“識馬未鳴”？個人認為，隻有兼具以下三種本領才能稱得上“真伯樂”：

“識馬未鳴”的相馬之能。《韓非子.八經》有雲：“上君盡人之智，中君盡人之力，下君盡己之能”，意思是賢明的君主用眾人的智力治國，一般的君主用眾人的氣力治國，糊涂的君主用自己的能力治國，比較之下，優劣自現。可見如果用人之人缺少識人之明，“千裡馬”也會被當成“駑馬”老死在槽櫪之間。玄宗皇帝即位不過十年就能開創出“貞觀之治”偉業與其知人善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一介布衣馬周一經發現便能委以重任，創造的不僅是盛世佳話，更是不拘一格選人才的佳話。

“為我所用”的馭馬之能。“鳥擇良木而棲，士擇良主而從”，“千裡馬”與“伯樂”同生同在，雙方其實一直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關系，伯樂欣賞與看中的是“千裡馬”之“才”，而“千裡馬”回報的是一份“知遇之恩”。所以，高明的“伯樂”會以“情”留人。建國初期，錢學森先生放棄國外高薪毅然回國，除了自身堅定的赤子之心、愛國之情，周總理投入其中苦苦斡旋的盛情應該才是促使先生舍身犯險、毅然決然之舉的最大動力。沒有相“馬”之能是人生一大遺憾，但是沒有“為我所用”的馭“馬”之能應該是人生更大的遺憾。留住人才不一定非要一擲千金相誘，更加不能夠強拉硬拽相逼，唯有傾盡真情真力才能打動人心。

“縱馬馳騁”的愛馬之能。“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伯樂”的愛“馬”之道，絕不是束縛手腳的佔有，而是竭盡所能所有的成全。從這個意義上說，“千裡馬”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雙善於發現的眼睛，還需要一顆懂得的心靈。有數據顯示，科研創新成功率僅有10%左右，這說明，對於特殊領域的“千裡馬”來說失敗乃是常態。真正愛“馬”的“伯樂”永遠不會計較眼前，而是會給“千裡馬”們大展拳腳、放手去搏的信任，拿出包容一切、不問成敗的大度和站在背后一如既往、風雨同舟的默默支持。

“人才”是什麼？歸根結底，它是一種不可錯過的稀有“資源”，是古代帝王將相終其一生探索卻並不一定完美的領域，是當今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座城市、一個單位發展過程中不得不經常思考的課題。對於這個“未知”的領域、難解的課題，總書記有著他自己獨到的認知：“站在世界之巔選人才”讓我們看到了他的氣魄與雅量，“擇天下英才為我所用”的人才觀彰顯出的開放姿態令人敬仰與感佩，一片惜才、愛才之心何其寬廣、博大，假若韓公在世，應當再無“生不逢時”之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