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八旬的閆老爺子在早高峰乘坐公交車時突然暈倒,在場的好心人幫助撥打了120急救電話,但急救車輛遲遲未到達現場。其間,好心人又撥打了999急救電話,將閆老爺子送往醫院,途中閆老爺子不幸過世。閆老爺子的家屬認為,急救車延誤了閆老爺子的救治。閆老爺子的家屬因此將北京急救中心及沙河醫院告上法庭索賠8萬余元(11月26日《京華時報》)。

既然為急救,當然時間就是生命。基於此,各地的“院前急救立法”中,不約而同地對急救車的出車時間進行了明確的限定,比如廣州、武漢、南京等地就規定急救車接令須五分鐘內出車,具有非因不可抗力延誤急、危、重傷病員的搶救和診治,造成嚴重后果的,除了由主管部門追究行政責任之外,具有犯罪性質的還應被問責。現實中,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是正規急救車的低效,另一方面是沒有身份的“黑急救車”常常扮演著救死扶傷的角色。

無論是在出車的效率上,還是在收費的高低上,很多時候急救車“白不如黑”,在這場急救的競爭中,往往“黑車”更具有優勢,也是導致其屢打不絕的原因所在。其實,急救車遲到只是整個行業眾多亂象之一,近年來這種問題愈發明顯,比如通過媒體的報道,既可以看到一些急救車因為費用問題拒載病人,也可以發現因為利益而出現幾輛急救車爭奪病人的場景,甚至還涌現出一些與醫院形成利益關系的“黑急救車”。至於因為協調不一致等原因造成的急救車遲到,送到急救中心無法救治的現象,更可謂比比皆是。其間原因,包括力量對比不足之下,被救治者處於弱勢地位,急救的專業性較強,也往往成為推脫責任的理由。再加上長期以來公眾的維權意識相對薄弱,通過行政復議、司法訴訟等方式維權的主動性還有待加強,導致最重要的民事維權無法發揮倒逼作用,進而與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一道形成“三駕馬車”。基於此,通過訴訟的方式表達權利伸張,讓存在明顯過錯的急救機構付出代價,可以將懲戒的效力發揮到最大化。

同時,按照舉証責任倒置的原則,通過司法訴訟的專業途徑,有助於解決雙方爭執不下的窘境,讓矛盾的化解回歸到法治的途徑上來。既然彼此自話自說,各自成理,那麼不妨將法院作為公正的第三方。之前,就有專家指出,杜絕急救行業亂象,離不開司法的更有作為。如此看來,通過“到法院說理去”的辦法,以訴諸公堂作為維權路徑,既可以有效伸張正義和維護權利,又能對急救行業的亂象形成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