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開發行的三中全會《決定》輔導讀本中撰文披露：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環境保護等引發糾紛甚至群體性事件，往往由執法機關不按程序辦事或程序不規范造成。鑒於此，我國將全面清理行政執法人員，嚴禁未取得執法資格的人員執法，將履行行政執法職責的合同工、臨時工調離執法崗位。（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0版）

合同工、臨時工執法現象並不止於一區一域，並且從身份上講他們不具備執法資格，在執法行為中，本就有違程序，不符合法的本義，卻又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合同工、臨時工直接從事行政執法，除了管理混亂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與行政執法承擔的職能與基層人事體制有必然的關系。

首先，行政執法部門化，條塊分割，造成執法力量的瓶頸。在現有的行政構架下，很多的行政機構都有執法職能，尤其在基層，這些機構既是行政審批者、公共服務者，也是行政執法者，受機構編制的影響，人員力量分布通常捉襟見肘。按照行政執法的要求，行政執法人員由公務員或者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其他人員構成，身份的制約形成了執法用人上的瓶頸。相對於履行職能的剛性，“有人可用比受制於身份更務實”便是利弊權衡的不二選擇，合同工、臨時工執法因此應運而生，甚至其中相當部分被模糊身份，申報和獲取執法資格。

其次，在許多地方公務員在龐大的行政執法中，一方面是人員偏少，另一方面隊伍的年齡結構、人事制度等制約，不得不通過突破身份界線，選擇相對年輕的群體來執行具體的執法行為。比如，很多的基層公安部門，承擔外圍龐雜的執法任務的都是協警，一者因為警察隊伍老化，二者因為城市壯大后對警務力量的需求增大，與之相對應則是隊伍代謝的滯后，有的地方編制與人事權在省一級公安部門。

當然，行政執法中合同工、臨時工亂象，並不代表行政執法總量的不足。相反，它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機構設置與職能分布不合理，導致行政執法資源的分割、零散與低效。比如，最明顯的莫過於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與執法，從田間到餐桌，有農業、水產、畜牧、質監、工商、藥監等諸多部門，“九龍治水”各管一域，重復交叉管理，同樣的管理范圍，各自就那麼多的力量，其作用可想而知。

合同工、臨時工執法亂象，既是法治問題，更是行政管理體制問題。清理執法臨時工，精兵先簡政。一方面要大力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精減合並機構，優化職能，有效推進審批、服務與執法的分離。另一方面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整合執法主體，相對集中執法權力，推進綜合執法，整合執法隊伍，解決部門“家家冒火、戶戶冒煙”，機構叢立、效率低下的問題，此外，要推進人事制度改革，解決人浮於事，挑肥揀瘦的問題，防止把行政執法當成工作負擔，推給不恰當的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