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酒銷售指標”、“精神病指標”、“結扎流產指標”……近日，媒體盤點了近年來各地頻現的“雷人指標”，這些指標本身設置就多不合理，還通過層層攤派，加在基層工作人員身上。另有一些指標，尤其是與官員相關的，本身設置並無問題。但完不成指標往往被“一票否決”，也引發人們討論。知情學者透露，“一票否決”的地方亂象，已引起高層關注。（11月4日《新京報》）

媒體早已披露，當下令人眼花繚亂的政府“一票否決”考核，主要呈現出兩個異化取向。一是“一票否決”考核方式的過於擴張。迄今為止，中央紅頭文件中明確規定的一票否決項，隻有計劃生育、社會綜合治安與信訪、安全生產等幾項，但在一些地方，甚至連打擊黑車、黑網吧都被套上“一票否決”的帽子﹔二是某些“一票否決”考核的提出只是為了表明決心和態度，因為沒有后續的考核方式與真正的組織部門介入，最終就隻能是不了了之。無真正問責之下，自然就無真實的治理。這方面最突出的，可算對環保治理的“一票否決制”。

毫無邊界抑或徒有形式的“一票否決制”從哪裡來？它們顯然都不是現代行政所需。從理論上來說，一個健康的行政體系，如果官員與行政人員都能依照法定程序辦事，多數情況下應該不存在太多治理難題，並不需要用“一票否決制”來強力助推。正因為如此，那些似乎毫無約束的“一票否決制”，對應的更是上級政府部門掌握了過多的評價權重。對官員與下級部門的考核，原本是行政考核與公眾評議的共同結果，但當下的民眾評議渠道顯然不足，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為了展現部門權威，各種“一票否決制”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下級部門身上，進而倒逼他們去弄虛作假。

由此不難得出，泛化的“一票否決制”，本質上還是過重的行政考核與官員對上負責制，對此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如圍觀者所見，官員不會對下負責本已是我們社會運行中的頑疾，“一票否決制”則隻會愈加助長“唯上病”，讓造假與不踏實工作的行為彌漫開來。所以，要醫治過多的“一票否決制”，就必須在行政考核與民眾評議中找到一種平衡。努力降低前者的比重與做實后者的點滴累加，當官員的去留與做得好不好不再是上級部門說了算，民眾也能成為政績考核的重要參與者，“一票否決制”當會減少，因此形成的共同體也當土崩瓦解。

一再出現於新聞紙上的“一票否決”，理當引發更大力度的重視。一些省市對此已在悄悄地行動，大力壓縮“一票否決制”的使用范圍，這當然值得肯定，但仍然不屬於頂層的制度性糾偏。新聞中說，“如何科學設置和規范‘一票否決’？中央組織部等已著手調研。”這是更大的利好消息。希望在中組部的調研之后，對於“一票否決制”的使用范圍與罰則能有明晰規定，更希望，這也能成為一次拓寬民眾評議與監督權的契機。制度設計者對此不能隻有長期的說辭，而少有具體的落實與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