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發布了《中國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司法審查調研報告》，報告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5年來，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快速增長，但公民勝訴的情況仍然較少，2012年一審審結的案件中公民勝訴率僅為17.6％。

　　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快速增長，說明公民維護知情權的權利意識在提升﹔而公民勝訴率僅為17.6%則表明，公民要想通過司法渠道維護知情權，目前仍存有變數。當然，公民勝訴率低也可視為官方的信息公開工作已經做得很好，但從民眾的觀感與輿論對於政府信息公開的持續關注來看，這種可能性應該相對較低。

　　無知情則無監督，公眾拿起法律武器維護知情權，其實是對監督權的曲線求解。但公民勝訴率不到兩成，無疑會傷害這種維權熱情，也將間接影響政府公信和司法公信。行政訴訟的直接“被告”是政府部門，在現有司法生態下，此類案件中司法所面對的現實壓力可想而知。因此，推進司法的獨立審判，對於緩解公民勝訴率低下的現狀，將具有重要意義。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的具體細節規定，是否能夠有力規避一些爭議和模糊地帶，以防止規定模糊化給司法的“自由裁決”預留空間，也值得反思。有法院內部人士認為，政府信息的界定標准及公開主體的認定上存在的爭議，都會潛在影響司法判決，加劇公民申訴的難度。

　　公民勝訴率低，在某種程度上是公民與政府在司法地位上的一種直接反映。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就稱，在裁定駁回的案件中，以“原告資格問題”這類理由來駁回的，有一定數量。這等於說，因為訴訟資質問題，一定數量的公民甚至被排斥在司法的大門之外，這顯然不利於真正維護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因此，公民作為行政訴訟主體的資質，仍有待法律進一步確權。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生效后，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但要真正實現這一點，除了政府部門自身要轉變觀念，進行相應的機制性變革，來自民眾的監督，特別是通過法律途徑維護知情權和監督權的努力，也是不容缺席的力量。事實上，也隻有真正將政府信息公開納入法治矯正的框架內，打造透明政府、回應政府和公信政府，才能有“法”可言。在這個意義上，確保公民維護知情權的司法渠道暢通，與打造透明政府，其實是一脈相承的。（相關報道見11月3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