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旱的旱死，澇的澇死，盡走極端。比如，常看到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傷人甚至殺人新聞，讓人感嘆精神衛生防治投入不足。“病多藥少”，救治乏力。

　　按說，如果救助資源供應到位，徹底開放，隻會出現患者擠破門，醫療資源吃緊的情況，而不該出現醫院打著燈籠，挨家挨戶敲門“搶病患”的奇景。

　　可河南鄭州就出現了這種“怪相”：鄭州向社區攤派精神病指標，要1千人中找出2個重症。根據要求，工作人員必須篩查本轄區內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數不低於轄區人口總數的2‰……真不好評價這種“沒病找病”的政策制定者，平時都想些啥。作為公共職能部門，受雇於民，本該為民眾服務。衛生部門就應防病治病，而非整日玩各種紙面上的考核游戲。

　　以精神病指標為例，就可以想象現實尷尬。“我們社區沒有那麼多”，“這個病（智障方面），也不能算重性精神病，但為湊數，還是寫上了。”這就是強制攤派的惡果：一方面絞盡腦汁，生拉硬拽地湊數，戰戰兢兢應付考評﹔另一方面，失實統計，既不利於精神衛生疾患統計和治療，甚至還涉嫌侵犯隱私，傷害患者權利。

　　更嚴重的是，這邊廂忙著為完成紙面上的“指標”，甚至拉假病人充數，疲於奔命﹔那邊廂，某些需要及時救助的真的精神疾患，卻因公共衛生資源被這種無效走訪而耗竭，延誤了救治，釀成悲劇……那麼這指標攤派法，到底是怎麼堂而皇之地出籠的呢？

　　鄭州衛生部門受訪時說，是根據原衛生部印發相關通知，再結合實際制訂的。這就不得不再次慨嘆，制訂者的精力真的隻用在各種“文件執法”上嗎？

　　而指標攤派讓醫療資源浪費在“沒病找病，沒事找事”上，百害而無一利。真有病的，卻可能投靠無門。入戶調查時，“家屬每次問，登記了能有啥救助？”工作人員卻“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更無力承諾什麼。”

　　那這就純粹是應付文件的無聊作秀。這算不算公職部門患上的某種敷衍差事、不干實事的權力“精神疾患”？誰都知道，少些糊弄的指標攤派，多些求真實干，精神衛生防治領域或才會有實質改觀。

　　（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