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稱，廣州南沙區常務副區長孫雷已辭職從商，目前已出任浙江某民營企業總裁。據了解，官至副廳級的“博士官員”孫雷辭職前，曾有廣州市主要領導出面挽留未果。（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2版)

孫雷下海，赴民企做管理者成了聚訟紛紜的話題。輿論熱議，跟官員下海仍顯稀缺不無關系，但就其緣由，還在於幾點疑問：一者，官員下海后，往往是被企業“引進”，直接躍居“金字塔尖”，跳過了逐層提拔的人事流程，這究竟是能力使然，還是“權力枝蔓”在發揮作用？二者，為何隻見政府人才流向企業，卻少見雙向流動？

官員離職，不等於是“淨身出戶”，很多時候，他們的人脈資源未斷，權力余熱未熄。而有些企業向其拋繡球，或許確有唯才是用的因素，但誰能否認，部分不是另有所圖，瞅中權力能量，旨在為我所用？

應看到，在時下，公務員下海，已逾越了“人才流動”命題本身，而牽涉到社會公平。在利益規避機制欠缺的當下，很難說准，這般流動無程序瑕疵。

若官員“華麗轉身”的籌碼，是權力余熱，那麼它非但會損壞公平選拔機制，還會潛伏著利益勾兌。它是否會侵害公平，委實堪憂。而有人擔心，某些貪官會借下海名義“洗白”贓款，在權力與資本關系曖昧的情境下，未必就是多慮。

流動不可怕，怕的是“暗流洶涌”的流動。當然，公務員向企業的單向流動，也指向了人才互動的“短路”：在現實語境中，公務員系統的進入門檻，在“暗箱操作”與“公考熱”中已被抬高，這也阻滯了企業人才的流入。

博士官員下海，可以免遭質疑，前提是，官商的角色交集不是處在灰色地帶。而這就需要，實行利益回避機制，光在時間上設限不夠，還須設從商領域的“禁忌”，以規避期權化腐敗或病態勾兌，侵蝕了公平的肌體。與此同時，加強對離任官員的審計，納入社會監督，也應提上日程，以免下海成遮丑的“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