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舉行，針對大量虛假廣告充斥電視節目、明星代言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等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情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草案初審稿與二審稿均強化了虛假廣告發布者的連帶責任。全國人大法律委有關負責人解釋，這意味著廣告代言人對虛假廣告也應承擔民事責任。

公眾受名人虛假代言之苦久矣，早就呼吁修法對其專門規制。而今立法機構順勢而為，自然極易博得坊間認同。不過，法律文本的具體表述及實踐前景，仍需精細考量。

在新草案中，相關措辭是，“個人在虛假廣告中向消費者推薦商品或服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該條款的合法性來源，是上位法中關於“民事欺詐”的有關表述。但一個問題在於，又該怎樣界定，明星代言存有欺詐情節呢？須知廣告有各種形態，那種“我用過，我推薦”的廣告語，固然可以被定性為欺詐——可是，大多數“代言”，絕非這般露骨。

若明星代言的產品“出事”了，就不加區分倒追其責任，未免有違法律的基本正義。如當廠家、廣告主等獲得齊全手續，而后明星依法合規代言，此時追責就難免存在爭議。鑒於此，明確並細化該條款的適用條件，才可避免矯枉過正。另一方面，相關的“追責”過程，又會以怎樣的方式展開呢？聯想到現實，最可能的選項，想必還是予以行政處罰，開出些罰單了事。

這種追責路數，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懲戒之效，卻難以對實際受害群體進行利益補償。更理想的情況下，被虛假廣告欺騙的消費者，理應提起訴訟，向不負責任的代言者索賠。但，類似事件中，點對點的法律追賠代價極大，有鑒於此便尤須“集體訴訟”制度的放開與成熟：虛假廣告的受害群體，彼此間具備共同利益，理當允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利益起訴。

“明星代言虛假廣告，承擔連帶責任”，這種“責任”終究應落實為對利益受損方的賠償責任，而非僅是一句空洞的“民事責任”。當然，若要此一認知體現到日常的司法實務中，顯然還需要用更精細的法律文本，和更健全的法律架構予以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