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科所研究員張鵬19日在《京華時報》撰文稱，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就是讓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並透露“從今年開始公務員工資將逐步進入上漲周期”。

每一次公務員漲工資，幾乎都會帶來社會議論﹔而長時間不漲工資，又會在公務員群體內部形成抱怨。實際上，背后的核心問題，一是公務員的工資標准究竟該如何確定？二是公務員的工資調整應該遵循怎樣的程序？

公眾盯緊“公務員漲工資”，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一是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基本都比各地規定的最低工資高兩三倍以上，而世界平均隻有2倍﹔二是公務員的收入又往往與“灰色收入”、“優厚福利”，未必只是簡單看工資條上的數字﹔三是一些法定工資收入“應不低於公務員”的群體尚未“達標”﹔四是如果公務員的待遇不好，為什麼還有無數人削尖腦袋想當公務員？

而從公務員自身的角度來看，漲工資的期待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來，公務員雖被視為體面工作，但工資收入與國企、外企以及一些科研事業單位相比，還有差距﹔二來，能靠“灰色收入”獲得高額收入的，畢竟是少數違法領導，而大多數基層公務員也主要是拿著工資過日子，也面臨買車買房的壓力﹔三來，要求漲工資是每個勞動者的權利，企業加班還有加班費，而公務員加班卻未必有加班費﹔四來，與國外的公務員，特別是那些高薪養廉國家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相比，我國公務員的工資確實不算高。

我國法律關於公務員工資的規定，只是說“公務員的工資水平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公務員的福利待遇”。至於如何“相協調”、“相適應”卻沒有規定，如何“提高”也沒有細化的程序規定，以致公務員工資的調整變成了看“財政收入”基礎上領導的膽量，公務員工資的增加有時也演變成了內部“秘密”，因而難免惹來社會議論。

因此，公務員漲工資本身不是一個問題，關鍵是先給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確定一個公認的參照，確定一個調整的規范透明程序。在西方國家，法律基本上都明確規定，公務員必須與同一地區私營企業同等工作性質的職工工資標准一致，公務員工資的調整幅度適當低於工資成本指數，還必須得到民意機關的通過才行，同時，還有相關法律實現了公務員工資陽光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