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站在后面的觀眾往前移，不要怕坐官員的位置，他們來遲了，就應該站著聽。”出現在廣州南國書香節上的易中天本來是談中國文化傳承的，但是最讓他的聽眾和讀者感到興奮的，卻是他關於空置座位的一些調侃與抨擊。（8月19日新華社）

　　如果書展沒有預約留位的服務，亦或者，官員無法准時參加書展的講座，那麼給他們預留的座位就會變得顯眼——為什麼其他人得不到這樣的服務和待遇？當一種服務和待遇，是因為身份而產生時，這種身份總會讓人聯想到特殊、特權。

　　官本位這個詞，看起來空洞抽象，但在現實中，它就是如此細微地表現出來。哪怕，官員只是參加一次講座，哪怕，他們只是聽眾不是主角，他們依然需要通過保留座位來體現自己。這倒未必是官員的刻意要求，在組織者看來，這只是一種常規的安排——當某個空間中有官員出現時，難道不該給予官員更高的待遇？否則，尊重如何體現，周到細致的服務如何體現？

　　這種自覺，正是官本位思維深入滲透的表現。盡管一個社會存在很多價值排序，但是一旦涉及到官員，那些原有的價值排序就可能被打亂，或者說被簡化。就像在書展上，原本的序列是，越愛讀書的人越應該聽到講座，獲得座位，但一旦官員參加，人們就可能靠邊站。而事實是，有些時候，有些環境，官員的地位是沒有必要突出的。如果突出，反而會讓人覺得有些尷尬和無奈，也會讓官員的形象變得突兀與孤立。

　　所以，在書香節上，易中天對空位現象發表了評論——他不能接受位子空在那裡，等遲到的官員﹔他更願意看到這些位子讓給那些想聽講座的普通人。這既是對普通人的尊重，也是對生活常識的重申——在一個講座的組織中，那些真正想聽講座的人，更需要尊重和照顧﹔在日常生活中，先來后到是基本的秩序，這個秩序應該被所有人遵守，不能隨意地破壞和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