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出現的畢業生就業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經濟單元不足和社會創造活力不夠，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再次通過宏觀政策調整，鼓勵公務員、事業單位干部職工轉崗創業、“下海”經商，或許是拉動就業的不錯選擇。

“下海”一詞時代烙印鮮明，上世紀80年代開始時髦。與其相伴隨的，是一種叫做“停薪留職”的特殊勞動關系。停薪留職給了“下海”干部最大的關照，打消了他們的后顧之憂，對引領社會風氣、激發時代創造活力起到了重大作用。但隨著全民經商意識的形成，以及干部 “下海”帶來的官商不分、權力尋租等問題，國家逐漸封住了停薪留職的口子，其后頒布的《公務員法》及實行的事業單位聘用制度，都取消了停薪留職相關規定，大規模的“下海”潮成為過往。

但是，如果能夠剔除官商不分、權力尋租的惡瘤，鼓勵公務員、事業單位干部職工新一輪“下海”，是能夠預見其積極意義的。現行的招考選拔制度，使大批優秀人才從事了行政管理等工作，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有著自己獨特的技術專長，“下海”進行技術性創業，對干部隊伍當然會造成一定損害，但對於整個社會的創新、進步，卻未必是壞事。特別是經過若干年的工作后，他們對自己的優勢會有更好的定位，對社會架構和社會需要會有更加透徹的了解，“下海”創業的思考一定會更加成熟，成功率也會更高。

這裡的關鍵，是應該對其“下海”行為進行追蹤評定，鼓勵技術性創造，反對“公權效應”，特別是應關注其行為是否擾亂市場競爭秩序，影響社會公平正義。

近年來，許多地方從發展實踐出發，也進行了相關的探索。如2010年，我省也曾出台文件，提出機關公務員和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的職工，如果到民營企業工作，可以帶薪離職，還可以保留人事關系。之所以出台這樣的規定，是由於近幾年山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當年民營企業已近50萬家，中等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人才缺口達到4.5萬多人，而另一方面，機關中又存在人浮於事的情況。這個規定在當年與各地類似政策一樣，雖引發一些爭議，但初衷和效果都是應該肯定的。

不過，我們也能想到，即使出台鼓勵性政策，大規模的“下海”潮也不一定能夠重現。一是現在競爭激烈，創業越來越難，空間越來越窄﹔二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干部含金量極高，難以輕易割舍﹔三是當年許多“弄潮兒”失敗后復職無門，以一時之勇承擔了社會變遷的成本，至今陰影猶在。

綜上所述，筆者的粗淺結論是：應以更好的制度設計，推動社會再興“下海”潮，讓新的創造源泉激情噴涌，從而有益於經濟成長、社會就業等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