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张富清回乡探亲,和孙玉兰第一次见面。

他俩同村,算知根知底。她问他的问题是:“你在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我入了党。”他回答。

她挺满意:这个人,一点不炫耀,问到才说。

其实她是妇女干部,还去他家慰问过军属呢,那些出生入死的事他却提也不提。

通了半年信,他写道:“你来武汉吧。”

“好啊,那我就去玩几天。”她想。

空着两手就上了长途车,临走前,她去乡里开介绍信,书记说:“傻女儿,你去了哪得回来!一年能回一次就不错了!”

“这话叫他讲到了!真的,多少年都回不去了!”讲这话时,她呵呵笑着,已是一头白发了。

果然,到了武汉,他们领了结婚证,接着就奔恩施。路真远啊!走了半个多月,先坐船,再坐车,又步行。她在车上吐得昏天黑地,脚和脸都肿了。好容易到了,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

就又到了来凤。

她没带行李,他行李也不多:一只皮箱,一卷铺盖,一个搪瓷缸子。

来凤的条件跟富庶的汉中没法比。“我们那都是平坝坝,哪有这么多山?”

租来的屋,借来的铺板,就成了一个家。做饭要到门外头,养了头小猪,白天放出去,夜里拴门口。“它原快死了的,我买回来养,又肯吃又肯长。”她很得意。

工作也不错,他是副区长,她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日子这么过着,挺好了。

可是有一天,他回来说:“你别去上班了,下来吧。”

她不理解:“我又没有差款,又没有违规,你啷个让我下来?”

“你下来我好搞事。”他说。

换别的小夫妻,要大吵一架了吧?

“这不是吵架的事情。”她说,“是他先头没说清楚:国家有政策,要精减人员。他说了,只有我先下来,他才好去劝别人下来。”

她就这么回了家。先是给招待所洗被子,后来去缝纫社做衣服,领了布料回来,白天黑夜地做,做一件挣几分钱。

几个孩子帮着打扣绊,还要出去拾煤渣,挖野菜,到河边背石头。一家六口只仗他一人的工资过活。孩子们长到十几岁,都不知道啥叫过节。

他去驻村,又选的最偏远的生产队。她一人拉扯四个孩子,经常累得晕倒。

住院,几个孩子围着她哭,她搂着轻声安慰。身体好点了,又马上缝补了干净衣服,买了辣椒酱,用药瓶分装好了,让孩子带到山里给他吃。

“哪个干部家里过成你这样?”有人替她不值。

“你怨他干啥,他是去工作,又不在跟前。”她叹口气。

离休回家,他从“甩手掌柜”立刻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买菜洗衣收拾家,到处擦得锃光瓦亮,叠得整整齐齐,角角落落都一尘不染。

连做饭也是他。“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他总这样说,把她手里的锅铲抢过来。

离休生活三十多年,都是这样。

上个月,她突发心梗,他拖着一条腿扑到她担架前,带着哭腔:“你怎么样了?他们说给你送到医院,你挺不挺得住?还是到医院去吧,你不用为我担心呵……”

旁边几个年轻人都看哭了。

这次采访,记者里好多小姑娘,七嘴八舌地围着问:孙奶奶,跟着张爷爷,背井离乡,吃苦受累,后悔吗?

“有么子(什么)后悔呢?党叫他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反正跟随他了,他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孙玉兰说。

“您当年看上爷爷哪点?是不是一见钟情,特崇拜他?”

她一下子笑了。

(记者张汨汨、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5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