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历史的镜子》；作者 王寿南；新华出版社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取向既是为社会人群作奉献，将奉献当成自己的责任，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乃是一种义务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大同世界的行为，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处世的态度。

在论语中所提到的“士”就是知识分子，试引几段论语中有关“士”的原文：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卫灵公）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子张）

从上引论语中的几段话可以发现，一个“士”至少要做到下列几点：（一）不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二）终身坚守道德原则，甚至在必要时应该为道德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三）为了达成提升道德的理想，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

自孔子以后，二千年间的传统知识分子所自我要求的都是遵照论语的标准，于是养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墨子?贵义》篇中提到希望人都能做一个义士，义士即是肯自我牺牲来负起人类理想的责任的知识分子。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出了传统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为文化、为历史而肩负起责任的雄心壮志。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充分表达了传统知识分子义务重于权利，责任重于享受的人生观。

传统知识分子所讲的义务和责任，与今日西方人站在法律上所讲的义务和责任不全相同。今日所称的义务和责任是根据法律的规定，一个人一定要做的事，譬如纳税和服兵役，是有相当强制性的。在中国古代，纳税和服兵役（有时还要服劳役）也都是国民要尽的义务，但是，传统知识分子所讲的义务和责任，主要并非指纳税和服兵役，而是指自己对人生理想所应付出的心力。这人生理想包含了伦理道德的发扬、人格尊严的维护，对人性真与善的执著，对社会人群幸福的贡献等等。这些都不是法律所规定强迫要做的，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观和责任感是自发性的。

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务观和数千年累积下来的伦理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在伦理思想指导之下，每个人最重要的事，是各尽自己的本分，如果言行超越本分，人群的秩序就会被破坏，所以“名分”观念在中国远古时代便已经出现。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的话，虽然是对政治而发，实际上可以应用到社会、家族之中。“守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人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标准之一。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的言行要时时刻刻自觉是否合乎自己的身份，而不要先管别人的言行。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学里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都只是说到哪一种身份的人要有怎样善待别人的言行，如果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便是逾礼。在古籍中，我们只看到作者劝人如何约束自己，如何反省自己，却没有看到作者教人如何去挑别人的毛病（对君主的诤谏除外，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诤谏，下面还要再谈到），也没看到作者教人如何把过错推给别人。所以，在伦理思想之下，传统知识分子形成了强固的自我节制观念，一切要“反求诸己”，因此，“责己也严，责人也宽”乃是当然的事。于是，遇到任何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不会问法律上是不是要求他去做，也不会管做了以后有没有报酬，他所想到的是以他的伦理身份该不该做，做了以后对道德和文化有没有正面的影响，如果这事是他伦理身份内该做的事，对世人又有益，他会毅然去做，虽然，法律并没有要求他去做，做成后政府也不会给予报酬，这些他都不会在乎，因为他认为那是自己的义务。《礼记?儒行篇》说：“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便说明了儒者——传统知识分子将应为之事视作义务，而不争取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