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說起共青團改革，創業青年、湖北農知鮮農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謝鬆良一下蹦出了這句話。

在湖北荊門，這個小伙子是“外地來的年輕人”，創業中跟多個部門打交道，幾次接觸下來，他感慨，“先找團委幫忙協調准沒錯”。

不僅排憂解難，團組織還給這名85后青年帶來了對外交流、打開視野的平台，參加“雙創”大賽拓展資源、取長補短﹔免費到井岡山學習，“更是一場思想認識上的‘及時雨’，消散了創業的焦灼與迷茫”。

2016年年底以來，在湖北省委的直接領導下，一場遍及省、市、縣乃至村（社區）的改革，在湖北團組織迅速鋪開。團湖北省委圍繞“強三性”“去四化”，通過推進理念更新、機構改革、職能優化，全面回歸主責主業，不斷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夯實基層基礎，共青團“脫離青年”之弊正在逐步破解。

來自湖北的最新消息，全省13個市州、103個縣（市、區）的共青團改革方案已全部出台，各項改革任務、改革舉措、改革保障正全面向縱深推進、向基層延伸。

所有變革的最終指向就是：為青年而變，讓青年獲益。

理念之變

“新形勢下黨的群團工作更為重要和緊迫，隻能加強、不能削弱。”湖北省委厘清主體責任，省委書記蔣超良積極履行群團改革第一責任人責任，親自指導制定改革攻堅路線圖，推動設立群團改革專項領導小組，要求“省、市、縣三級群團改革任務2017年底前全部完成”，以破解團組織“四缺”為突破口，推動共青團領導體制、工作方式和運行機制、考評體系的改革創新。

長期以來，湖北部分基層團組織在編制、人員配備、陣地建設、經費保障等方面存在短板（“四缺”），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職能作用的有效發揮。

團湖北省委做過一項統計，改革前，全省100余個縣（市、區）中，三成以上縣級團委編制數不超過3個，9個團區委書記是“典型的光杆司令”。更有地方“兩三年沒配團縣委書記，甚至由挂職干部主持工作”。

“團區委副書記、少先隊總輔導員、工作經費未配齊。”當這樣一份由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省委辦公廳下發的“督辦通報”擺在市委、縣委一級主要領導辦公桌上，推動的力度可想而知。

宜昌市率先行動，將配齊配強縣（市、區）團委工作力量定為共青團改革百日攻堅項目，市委分管領導與團市委書記面對面逐個分析各地情況，團市委書記班子成員赴縣（市、區）與各地黨委領導溝通，定期說進展、找方法。而今，宜昌市13個縣（市、區）團委，全部確保了編制人員不少於5人。

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領域，基層團組織建設也如火如荼。

在咸寧，通山縣東升駕校、雄楚磁業等一批非公企業，主動要求成立團組織﹔通城縣小紅帽志願者協會、高峰生態農場等社會組織，紛紛新建團支部……近3個月全市新增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團組織46家。

襄陽市襄州區選配189名農村青年致富帶頭人、35名大學生村官擔任村級（社區）團支部書記﹔宜昌市將村級后備干部隊伍建設與村級團支部書記隊伍建設有機結合、統籌謀劃，打通服務在村青年的最后一公裡。

團湖北省委改革攻堅第二輪綜合督導顯示，全省縣級團委編制平均從4.5名增加至5.4名，基層工作經費普遍納入財政預算，青年之家服務平台等陣地已建成1869個，“基層做好團的工作信心指數明顯增加”。

內容之變

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省黨的群團改革專項領導小組組長爾肯江·吐拉洪靠前指揮，在2017年湖北省黨的群團改革工作推進會上明確指出，要厘清群團組織的主責主業：突出政治引領和思想引導，突出圍繞中心和服務大局，突出服務基層和服務群眾。

團湖北省委用好“指揮棒”，通過考核方式、考核內容的“加減法”，引導團組織工作重心轉變。

2017年年初開始，不同於以往相對單一的內部考核，湖北對團系統考核新增黨政評價、青年評議，分別佔比30%、20%。

短短半個月，21.4萬余名團員青年參與評議2016年度全省各市州、大型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共青團工作，留言10萬余條。

“青年評議，勢在必行。”在團湖北省委書記張桂華看來，目的是倒逼共青團體制機制、方式方法等改革創新，使團組織真正成為廣大青年遇到困難時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2017年，青年評議佔比分值提升至30%。

全新的考核導向帶來了新氣象。

工作重心更聚焦主責主業。黨的十九大閉幕后，湖北團組織第一時間組建青年宣講團和200支青年宣講示范分隊，深入基層一線、走到青年中去，用“青言青語”、青年身邊的故事，開展小規模、互動式交流﹔運用新媒體開展“黨的十九大精神知識學習競答”活動，100余萬團員青年參與在線學習活動。各基層團組織開展“不忘初心跟黨走 青春建功新時代”主題團日活動和“踐行新思想 擁抱新時代”主題組織生活會16萬余場。

針對中小學團隊思想引領工作的特點，團湖北省委在全團率先推出《團隊一體化分層思想政治引領工作指南——湖北省團隊工作實踐》叢書，以湖北省基層團隊組織行之有效的工作案例為參照，積極構建分層分類、系統科學的教育引導機制。

在高校，團湖北省委突出政治性和先進性，實施“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培養工程”，3年多來，在百萬大學生中遴選了4期共208名大學生骨干進行系統培養，前兩期學員共有64人響應號召奔赴基層。

武漢大學在全國首創“青馬班”雙學位培養模式，配備理論、成長“雙導師”，實施理論學習與主題教育活動“雙課堂”，一批政治思想素質過硬、專業成績優異的大學生脫穎而出。

這幾天，剛被選配為團荊州市委兼職副書記的四葉草社工服務中心負責人盧文博忙個不停：帶領專業社工與團干，在全市開展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需求摸底排查﹔隨后是心理狀況評估、幫扶服務。

為更精准關愛困境青少年，團湖北省委啟動“希望伴飛計劃”，工作資源向基層傾斜，投入資金公開招標，引入社會專業組織，實施項目化運作、第三方驗收。盧文博負責的項目，即是其中之一。

圍繞中心和服務大局，基層團委也紛紛行動起來。

十堰市約70萬人外出務工，農村留守兒童眾多，團十堰市委將幫扶留守兒童托管中心建設作為推進“關愛留守兒童，助力精准扶貧”工作的重要著力點，爭取黨政支持、整合社會資源、規范服務標准……已建起20所帶有半公益性、民辦非企業型留守兒童托管機構。

作風之變

作為全省共青團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團湖北省委組織部干部樊俊鋒有個直觀感受：以前向基層布置工作，打辦公室座機就能找到人，現在得打手機，“都到一線去了”。

改革初期，團湖北省委調研發現，“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的傾向，在不同層級、不同領域的團組織、團干部中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一些群團組織‘腳不著地’的問題比較突出。”爾肯江·吐拉洪一針見血地說，團干部作風關系團的形象，關系團的生命, 如果不切實改進，共青團就會失去號召力和凝聚力，將會從根本上傷及組織存在價值。

怎樣離青年群眾更近？團干們在常態化下基層工作中錘煉作風。

直接聯系青年“1+100”工作、“支部上網行動”“項目直通車”“青年評議”……湖北團組織強化信號傳達、機制創新、考核評估，推動從聯系青年向活躍工作、從活動交流向有效服務、從制度約束向行動自覺“三轉變”，成效凸顯。

在團武漢市委，一場“走進青年轉作風 青春遍訪聚能量”的行動持續展開，探索出“3+2”工作制和區域化大團建常態化“駐片”工作法，各級團干部和資源有效下沉基層，一年來，共走訪基層團組織4939個，開展宣講971場，訪談結交青年朋友5萬余人，為基層青年辦實事1162件。

走進青年，團干們的工作思路、工作作風，逐漸發生了變化。

“團干們主動出擊上下聯動，接了地氣也找到了成就感。”武漢市洪山區梨園街團工委負責人說，改革以來，團干們走街串巷積極跑動，打通企業、學校壁壘，建立起“梨園飛young”區域化團建聯盟，定期舉辦讀書會、烘培園藝交流會等。

在華中農業大學，師生們乘坐校車，終於告別“投幣時代”了，刷校園“一卡通”即可。改變，得益於校團委開展的“四點半有約”活動。

每周四下午4點半，10名自主報名、來自全校不同院系、年級的學生，與校團委書記或副書記直接對話，有時是對改善校園學習生活環境的建議，有時是對個人成長的疑問。書記們當場解答，或對接相應部門協調解決。

“書記們以身作則，想學生所想、急學生所急，對我們其他團干轉作風也是一種示范帶動。”該校一名團干說。（朱娟娟 雷宇 通訊員 吳漢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