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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領導下的永安抗戰文化活動

王青鬆

2024年10月19日08:40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黨領導下的永安抗戰文化活動

福建永安,一座位於閩西和閩中大山帶之間的山城,在抗日戰爭時期,曾有7年半的時間作為福建省臨時省會所在地。烽火歲月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隱蔽戰斗在永安的共產黨員積極團結革命知識分子等各界愛國人士,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以筆為武器進行革命斗爭,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和繁榮東南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福建地處東南海疆,1937年10月,金門等地在日寇進攻下相繼淪陷,1938年5月,國民黨福建省政府被迫內遷至永安。隨著省會搬遷和廈門等沿海地區的失陷,一些行政機關、學校及文化團體陸續從沿海向永安及其附近山區內地疏散,不少專家學者和文化界愛國人士相繼雲集永安。淪陷區的暨南大學、東南聯合大學等也陸續搬遷到距離永安隻有200多公裡的福建內地,永安成了中國東南戰場一線的抗戰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感召和福建黨的地方組織大力推動下,永安抗戰文化活動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涌現出一支規模宏大、來源廣泛的抗戰文化新軍。

這一時期在永安的盧懋榘、邵荃麟、楊潮(羊棗)等60余名具有共產黨員身份的文化知識分子對抗戰文化活動發揮了重要的領導、組織和推動作用。除共產黨人之外,抗戰文化新軍中,還有很多當時著名的作家、學者、藝術家、翻譯家和愛國民主人士,如董秋芳、趙家欣、薩一佛、程星齡、汪德耀等。永安的共產黨員遵循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抗戰文化的方針,團結廣大文化工作者,發動廣大民眾,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抗戰文化活動,促進了永安在新聞、出版、文學、戲劇、教育等方面事業的繁榮。當時的永安,涌現出文化學術團體40余個,出版社近30家,印刷廠19家,出版各種報紙12種、期刊129種和各類書籍700多種。

1938年創辦的進步刊物《老百姓》,由中共南平工委直接領導,是永安開展抗戰文化活動最早的刊物。該刊以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指導思想,深刻闡明“戰則興,降則亡”的道理,深入宣傳抗日救亡的主張,竭力昭示中國抗戰必勝的光明前景,頗受群眾歡迎。當時比較有影響力的出版社,如改進出版社和東南出版社,都是由共產黨員或受共產黨影響的革命進步力量主導,成為抗戰文化宣傳的重要陣地。改進出版社創辦的《改進》半月刊發刊詞表示,要以魯迅“推重車上峻坡”負重前行精神辦好刊物,並以“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愛國情懷積極呼吁廣大文化界人士更加堅定地參與到抗戰文化活動中來。巴金的《公式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朱自清的《蒙自雜記》、臧克家的《最后的諷刺》等進步文化作品,都在《改進》半月刊發表。改進出版社的《現代文藝》,是在中共中央東南局支持下創刊的,目的就是“盡可能地利用國民黨的刊物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集中反映“偉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與吶喊”,成為當時永安戰斗性最強的文藝刊物,刊發了唐弢的雜文集《勞薪輯》、艾青的詩選《兵車》、馮牧的散文《寫在記憶裡的人們》等一大批進步作品。改進出版社還於1939年出版了《戰時民眾》和《戰時木刻》兩種期刊,都堅持宣傳抗戰立場、抗戰主張,特別是《戰時木刻》以木刻、連環畫、漫畫作品等多種方式積極動員全民抗戰。1941年日機轟炸永安后,該刊物就以連環畫的方式把上百幅揭露日軍暴行的寫生圖畫刊登出來,激發了廣大民眾同仇敵愾、抗擊日寇侵略的決心。東南出版社不僅出版郭沫若的《先秦學說述林》、夏衍的《水鄉吟》、王亞南的《社會科學論綱》等進步文化作品,而且設立門市部,除銷售本社刊物和羊棗主編的《國際時事研究》外,還從渝、桂、粵等外地購進大量進步書籍銷售,傳播進步思想。

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引領,主要是通過地下黨員秘密的、多渠道的活動,運用多種不同組織形式實現的。對以國民黨名義組織創辦的報紙,地下黨組織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派遣黨員到那裡工作,努力使其具有戰斗性和進步性。如《現代青年》月刊,在1939年由中共閩江工委黨員盧懋榘接任主編后,緊密結合青年的特點,開辟“抗戰與青年”“青年文藝”“青年修養”“青年信箱”等欄目,積極宣傳青年肩負的歷史責任與崇高使命,著力引導廣大青年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由於《現代青年》能夠及時反映黨的抗日主張和抗日戰場消息,猛烈抨擊國民黨頑固派的消極抗戰,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戰斗作用,成為永安抗戰文化活動中一把有力的火炬,“照耀著青年”。1940年后,《現代青年》發行量達1萬份,成為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一支勁旅。

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是當時永安“地下黨員最多的單位”。被同學稱為“老大哥”的學生黨員陳宗谷通過學校“學生自治會”機構,發起成立文藝研究組、時事研究組、歌劇研究組等,運用多種形式開展進步思想和抗戰文化的宣傳。在地下黨組織的教育引導下,很多人盡管不是中共黨員,但與共產黨保持著一定聯系,接受黨的領導。當時活躍在永安抗戰文化劇壇上的陳啟肅就是這樣一位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他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受領任務,以創作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戲曲作品為宣傳武器進行抗日斗爭。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社會各界的抗戰力量空前地團結起來,抗戰文化活動更加活躍。例如,董秋芳在擔任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圖書館館長時,凡是能夠購買到的抗日進步書刊,包括當時被國民黨當局定性為“禁書”“禁報”的書刊,能購盡購、應有盡有,公開或暗中借給進步青年閱讀和宣傳。國民黨福建省政府的一些官員抗戰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對抗戰文化活動給予了“默許性”支持,一些普通公職人員也參加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

黨對永安抗戰文化活動的引領成效斐然,永安一度被譽為“國統區三大抗戰文化中心”“中國東南抗戰文化的一面旗幟”。如今踏上永安這片熱土,隨處可見當年抗戰文化活動的遺址遺跡,那些宣傳抗日救亡的標語文字依然清晰,其彰顯的愛國主義精神必將永遠激勵著人們奮勇前進。

(責編:萬鵬、劉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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