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湘：追尋“人造太陽”的先行者

孫湘（1916.5.30—1999.1.1），江蘇無錫人，我國著名光學與等離子體物理學家。1948年留學美國，1953年獲洛杉磯南加州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55年偕同丈夫李正武回國。歷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二機部585所（現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副所長、研究員，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核學會核聚變與等離子體物理學會副理事長。

孫湘，我國受控核聚變實驗研究的先行者。她參與研制成功核爆炸（裂變）光學測試儀器，圓滿完成地下核試驗高溫測量任務，並領導建立了我國首台2米真空紫外光柵攝譜儀，引領真空紫外光譜研究領域。率先開展以可控核聚變為目的的高溫等離子體物理研究。籌建了二機部585所等離子體診斷實驗室，為中國第一座“人造太陽”實驗裝置——中國環流器一號的核聚變等離子體診斷創造了條件，為我國受控核聚變和等離子體研究的開拓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與愛人約定出國留學，回國后投身核事業

1934年，孫湘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翌年轉清華大學物理系，並於1938年畢業。在清華，孫湘與同窗李正武（1980年被評為院士）共同參與了“一二·九”愛國運動，后又一道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南下宣傳團、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支援綏遠抗戰前線服務團等多個進步團體，共同志向與愛國情懷讓兩人在大學三年級時萌生愛意。他們約定，有機會時出國深造，拓寬視野，豐富自己的科學知識，為科學強國做一點更大的事情。

1947年，李正武先獲得公費留學資格，前往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深造核物理。次年，孫湘也憑借實力考入美國洛杉磯南加州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二人並肩在異國他鄉求學。想到和丈夫議定的人生奮斗目標已按計劃進入關鍵的留學深造階段，此時的孫湘精神振奮，心情無比激動。1953年，孫湘順利獲得博士學位，並留任南加州大學研究員，同時兼任普蒙那大學物理講師，實現了與丈夫共同的人生目標之一。

隨著新中國成立的喜訊傳來，以及國內對科技人才迫切需求的召喚，他們決定響應國家的召喚，放棄海外的優渥條件，毅然決然回國。1955年9月17日，一聲汽笛長鳴，“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緩緩駛出美國洛杉磯港口，駛向大洋彼岸的新中國。孫湘和丈夫李正武，以及錢學森夫婦等一批科學家，經過中國政府的多方努力和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的外交斡旋，突破重重封鎖，踏上了歸國航程。回國后，孫湘被安排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光譜研究室工作，她不僅領導建立了我國第一台2米真空紫外光柵攝譜儀，為國防科研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還從1958年起，率先在物理所開展了以實現可控核聚變為目標的高溫等離子體研究。1962年，正當孫湘和她的團隊准備在可控核聚變研究領域取得更大突破時，國家的一聲令下，將他們的研究方向轉向了另一個緊急而重要的任務——國防試驗研制項目的攻關。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任務，孫湘沒有絲毫猶豫，立即組織團隊，投入到緊張的研發工作中。為了完成任務，孫湘帶領團隊前往位於西北某地的秘密試驗基地（馬蘭基地）。那裡條件艱苦，風沙肆虐，但她們沒有退縮。在模擬現場試驗中，強勁風沙的襲擊，一遍遍地測試、調整、優化。經過無數個日夜的奮戰，終於在1964年，她們按時完成了核爆炸光學觀察急需的三種測試專用儀器的設計制造工作，並在我國第一次核爆炸試驗中被採用，取得了准確可靠的數據，受到國防科工委任務主持部門的表揚。此后，又如期圓滿地完成了“地下核試驗高溫測量”這一技術難度很高的任務。

從北京奔赴“三線”造“太陽”

可控核聚變裝置的研究俗稱“人造太陽”，其原理與太陽發光發熱及氫彈爆炸的原理高度相似，因此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該領域的研究是在嚴格的保密狀態下進行的。1962年1月，在哈爾濱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核聚變研究學術會議”（對外稱“全國電工會議”）上，孫湘分享了她領導的物理所研究小組在角向箍縮裝置研制方面的成果。該成果的研究論文於1965年在《物理學報》上發表，成為我國可控核聚變研究領域最早的公開文獻之一。

1969年，孫湘與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14室（熱核反應研究室）工作的丈夫李正武，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支援三線建設，從北京舉家遷至四川樂山的一座山坳中，那裡是二機部585所的所在地。該研究所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錢三強主持下規劃、建設的國內最大的可控熱核聚變反應研究基地。當時的585所尚處於建設初期，條件艱苦，山坡連綿，土路泥濘。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孫湘夫婦與全所科研人員和家屬並肩作戰，共同開啟了中國大規模探索“人造太陽”可控核聚變能源的壯麗征程。

1972年，隨著585所“451工程”的啟動，即中國首座“人造太陽”實驗裝置——中國環流器一號的建設，孫湘受命組建實驗與診斷研究室。她全身心投入到這項開創性的工作中，以隊伍建設和人才培養為核心，經過近十年的不懈努力，成功組建了專業配套的實驗診斷隊伍，匯聚了當時所內最頂尖的物理實驗科研人才。

1979年2月，孫湘被任命為585所副所長。面對托卡馬克大裝置上整體性、綜合型等離子體物理實驗的挑戰，585所當時缺乏實踐經驗，許多工作都需從零開始。孫湘親自深入各項力所能及的工作環節，與團隊成員進行細致討論。她無論早晚都堅持閱讀相關文獻資料，了解國內外最新動態，並撰寫了大量筆記，不斷提出建設性意見。隨著“451工程”的穩步推進，孫湘在1981年及時提出了研究451裝置物理調試問題的重要性。這一研究成果最終凝結為1983年8月核工業部第二次聚變討論會上的報告：《HL-1（中國環流器一號）裝置的物理調試和放電特性實驗研究方案》，為中國環流器一號的物理調試和前期物理實驗提供了重要指導。

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孫先生”

孫湘夫婦從美國毅然回國，隨后從北京舉家搬遷至條件艱苦的三線地區，他們從未有過怨言，始終與大家同甘共苦，毫無架子，深受大家尊敬。在585所，大家習慣性地稱呼李正武為“李先生”，而孫湘則因其在研究領域的杰出貢獻和待人接物的和藹態度，也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孫先生”。

作為研究所的副所長兼研究室的主任，孫湘不僅在工作上悉心指導，慧眼識才，對同事們在生活上也格外關心，尤其愛惜人才。李正武的學生、國際首創聚變堆超聲分子束注入加料技術的發明人姚良驊研究員回憶道，當時年輕人的工資不高，隻要和老太太一起出差，不管吃飯干啥的，都是她掏錢。年輕同志提交上來的報告，她都親自一一修改。1988年，姚良驊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核聚變頂尖學術期刊《Nuclear Fusion》接收並邀請修改時，他特意將文稿送交李正武先生審閱。此時，因發燒病休在家的孫湘，看到這篇由中國人首次在《Nuclear Fusion》上介紹中國環流器一號實驗結果的文章，內心激動不已，她不顧身體虛弱，從病床上坐起，與姚良驊一起仔細斟酌文稿中的每一個用詞，並與李正武共同對文章進行了精心加工和修改。80多歲高齡的嚴東海研究員在深情回憶老領導孫湘時說：“我這一生要感謝兩個人：第一個是我的母親，她含辛茹苦把我撫養成人﹔第二個是孫先生，我寫了12篇論文，每篇論文都得到了孫先生的指導。”孫湘的原同事史東滌高級工程師也回憶說，“孫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卻淡泊名利。她對發表論文參與工作的每一個同志，包括對論文進行過修改或指導的同志都非常關心和在意。唯獨她自己，指導和修改了無數同事或研究生的論文，但從不在他們的論文或者報告上署名”，這種無私的精神令人敬佩。

1999年1月，孫湘逝世。她在中國人矢志不渝地追尋“人造太陽”這一宏偉目標的征途中，如同發光發熱的太陽一樣，傾注了自己畢生的心血與智慧，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她的精神將激勵后來者繼續推進可控核聚變能源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