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早期留蘇學員的學習生活與思想建設

　　 學習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革故鼎新、永葆生機活力的重要法寶。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視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就開始派遣黨員干部赴莫斯科各學校留學或者培訓。據孫會修研究，截至1930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關閉，中山大學、東方大學、列寧學院、伏龍芝軍事學院等機構共培訓了大約3000多名中共學員。這些學員大部分成長為中國共產黨、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軍隊和共和國的骨干，其中包括瞿秋白、劉少奇、陳潭秋、鄧小平等革命家。毋庸置疑，留學生涯為他們從事革命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對推動我們黨早期干部水平提升和學風建設等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早期留蘇學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人積極分子。他們深受壓迫，親身感受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強大組織力和執行力，胸懷理想，意志堅定，但是理論水平相對薄弱，渴望在學習中提高理論水平和各項技能。如安源路礦工人左振南，目睹中共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罷工並取得“完全勝利”，工資由10元增至15元后，深刻認識到黨的領導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感受到個人“能力和智識不足”，要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唯有加強學習才行。青年鄧小平也認識到“革命的理論對於我們共產主義者是必須”，但是“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0—2—5）。動機強烈、理論薄弱是這些留蘇學員的普遍特點。根據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解密檔案中中共學員填寫的個人履歷顯示，水平較高的學員也僅僅隻讀過《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對於早期留蘇學員來說，首先要過的是語言關。針對他們俄語基礎薄弱的問題，學校除要求學員每周學習俄語6天，每天4小時外。還一方面選派俄語比較好的張聞天、俞秀鬆、伍修權等人擔任教學翻譯，減輕學員上課難度（伍修權：《我的歷程》，《中共黨史資料》第1輯,第136頁）。另一方面，聯共(布)中央於1926年2月從中大現有學員中挑選50人，建立翻譯班，培訓一線教學翻譯，專門負責將蘇聯教員的講義和馬列主義理論著作譯成中文（《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第3卷，第6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例如在學習期間，劉伯堅將蘇聯高等院校教材《社會發展史》翻譯成中文。而王一飛1924年4月翻譯出版的《共產國際黨綱草案》因為受歡迎，一版再版，成為宣傳普及馬列主義的重要入門書籍（余沈陽主編：《王一飛傳略文存》，第66—68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版）。

　　 有了這些便利條件，學員們能夠直接自學馬列經典，了解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唯物史觀的真理性，弄清馬克思與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傳承與差別，等等。吳玉章回憶說：“讀了馬列主義書籍后，如得明鏡，在思想上豁然開朗，有了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對革命更有信心了”（《著名無產階級教育家思想史》，第117頁，廣西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出版社1990年版）。當時各個學校中，也存在國民黨和托派勢力，雙方進行了理論論戰。通過論戰和斗爭，學員們厘清了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資產階級思想的界限，提升了甄別和抵制錯誤思想的能力。

　　二

　　 留蘇學員遠涉重洋到異域求學，一方面為了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策略﹔另一方面是為了學習組織、宣傳、軍事、情報等方面技能，滿足中國革命的技術需要。

　　 “理論家”“宣傳員”“鼓動員”“組織者”是列寧所強調的革命者四個重要素質，也是中國學員的學習目標。其中“宣傳員”“鼓動員”“組織者”都需要出色的表達能力。因此，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等在日常教學中，都將學員口頭表達能力訓練作為重要內容。在課堂上，教員採取“講授—自學—輔導—辯論”的教學方式，其中辯論環節，以學員為主，“時常發生激烈的爭論”，最后由教師點評。這種辯論的好處在於，對同一個輔助材料，不同學員分析批判，相互碰撞，“用新眼光去看舊結論”，“更能激勵上進，更有成效”，而且學員在辯論時“就像在戰場上向前沖鋒。就算這個學員被打敗了，他也學會了在逆境中堅持”，“學會了勇於承認失敗和尊重大多數人的意志”（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92—93頁，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

　　 支部的會議是學員們的另一個“訓練場”。會議特設談話環節，分為“有組織的”和“個人的”兩種形式。“有組織的”一般由5人組成小組，設專門主題和主講人，要求人人發言。“個人的”則為兩三人之間的聊天，較為機動。為避免談話對象固化，支部要求每位學員至少須與外組2個以上同志建立密切聯系（王煥琛：《留學教育》第4冊，第1730頁，台北“國立編譯館”1980年版），同時，在3個月的訓練周期內，一般進行2次以上的重新分組，目的使學員適應與不同談話對象交流，擴大其人際交往范圍（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0—1—6）。

　　 黨小組對談話訓練有嚴格的考核方式。每個黨員會前要積極閱讀材料，討論時參會者“誰都不能保持沉默”，由主席或指導員做點評和總結。發言情況是評價學員成績的重要指標，學期評價時有“上等”“中等”“下等”區別。黨小組要做總體的學期總結，列出積極者佔比。例如1929年1月，一小組“黨員40%以上，團員30%以上是積極的”（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0—2—93、530—2—88）。

　　 在這些環節中，學員們各顯神通，摸索出很多提高表達力的技巧，如要“絕對打破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怕丑、怕錯、臉紅、怕不好”，不放過任何發言機會﹔“注意自己的缺點”和“注意別人發表的技術”，取長補短。應循序漸進，“要先個別談話漸向群眾發表”，鍛煉發言勇氣和習慣，再“由內部到外部”，提高陌生環境講話能力﹔“由語言到文字”，讓革命理論傳播更廣（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530—1—8）。李富春還專門發表了一篇文章《如何培養發表》。當時的訓練卓有成效，有記載稱贊學員表達和宣傳能力提高很快：“一個人什麼都不會寫，甚至一字不識，可是卻一般都能侃侃而談”（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93頁）。

　　 在軍事方面，1927年為了配合和支援中共的武裝斗爭路線，蘇聯各軍校接收了80名中共學員。1929年4月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向蘇方提出改革課程的要求：除了必要的馬列主義理論課之外，加強軍事學習，增加特別科目“武裝起義”，除此之外，還要聘請專業人員教授中共學員在秘密條件下的組織和宣傳方法，如何在敵佔區開展工農運動、婦女和共青團運動等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8卷，第107頁）。

　　 這部分學員有針對性地接受武器使用和巷戰戰術、游擊戰術、地下工作技巧等訓練，還參加了多場軍事演習和實地調研。其中，劉伯承、左權、陳啟科、劉雲、屈武、黃第洪6名中共黨員分三批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29年3、4月間，蘇軍總參謀部抽調蘇聯紅軍的步兵、騎兵，甚至還動用海軍、空軍，在高加索進行聯合兵種演習。劉伯承實際參加了第九步兵團執行防守山崗的任務，與蘇聯紅軍指戰員一起考察地形，研討戰術，體驗了機械化兵團的作戰實境，獲益匪淺（《屈武回憶錄》，第194頁，團結出版社2002年版）。

　　三

　　 無產階級政黨為了保持先進性，都注重批評和自我批評。留蘇學員不少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上帶有“宗法社會遺傳下來的種種舊觀念、舊思想、舊習慣”。當時的黨組織將其歸結為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浪漫主義等的烙印，並開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藥方”，認為這是“他們成為鐵一般似的共產主義的手段”。為此，制定《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關於訓練工作的方針》，嚴格規定了4個大項訓練標准：一、思想和研究方面的系統化，反對浪漫色彩﹔二、行動紀律化，反對無政府主義傾向﹔三、個性方面集體化，反對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觀念﹔四、對於團體的忠誠要表現在工作中。期望通過訓練實現個人思想行為的“集體化、紀律化、系統化”（王煥琛：《留學教育》第4冊，第1728—1732頁）。

　　 為了保証訓練的常態化，支部用“鐵的紀律”來規范學員的自我批評活動，要求黨團員“每天把自己的毛病結一次總賬”，填寫《每周活動研究成績表》向組織匯報每日行程，包括學習、事務性活動，甚至生活瑣事，如上課、閱報、與人談話、散步、洗澡等。每月將自我批評情況制成圖表釘在牆壁上，前后變化和改正效果一目了然。學員們都能以自我革新的心態進行自我批評，“革命先革己”，“我們的自身本非無產階級，而我們所擔負的使命是無產階級革命，所以首先要緊的就是我們的本身‘無產階級化’”（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2—2—121）。例如鄧小平在《自傳》中寫道：“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使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0—2—5）。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支部最常見的組織生活方式。支部將黨團員分成5至7人的小組，以思想匯報、談話、學習討論為主要形式，先總結上次會議布置的任務情況，然后由組員自我匯報，其他組員逐一進行討論。強調“觀察同志的方法”主要在“各方面談話找得同志的錯誤”，而后給予正確的批評（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0—1—6）。同志間的批評如同多面鏡子，能夠互照其陋，促使學員省悟，關向應在家書中寫道：“侄（我）現在已徹底的覺悟了，然侄之所謂之覺悟，並不是消極的，是積極的……是有主義的，有革命精神的。”（《關向應傳略》，第2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經過一段時間的培養，大部分學員認為，“做到在思想上是進化的、極革命的、共產的、集體的、實際的、階級的，在行動上是勇敢的、坦白的、踏實的、有犧牲性的”，方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2—2—120）。

　　 對於不積極進步者，支部會有相應懲罰措施，如調整團員轉為黨員的速度，以支部會鑒定的形式決定學員能否回國。當黨團員不遵守規定、不肯努力提高時，會受到組織的懲罰。如1924年就有王自言、郭玉昌、王西屏3人被開除（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藏：檔案號532—2—125）。事實証明，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學風，對於中國共產黨組織與個人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至關重要。在復雜的革命環境中，很多留蘇學員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自身問題，端正思想認識，最終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作者：姜迎春，系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俄藏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培養資料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