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中的辯証法則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不僅要堅持唯物史觀，更要遵守辯証法則，因為前者隻不過是后者在“社會方面的應用”。辯証法則的核心和實質是對立統一規律。研究中共黨史，就要堅持從一些辯証關系中把握其內在規律和發展趨勢。

　　“必然”和“偶然”：隻有通過偶然性，才能認識到必然性

　　一般說來，歷史事件總以偶然性的面目出現，我們還不能說哪一個事件是必然的。可以稱其為必然性的只是它的趨勢，至於樣態、影響及時空的選擇則全是偶然的。因此，在中共黨史研究中，首先就要看到這種偶然性。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拋棄“想當然”的念頭，才能把目光轉向各類具體事件上來，並對它們展開復雜的個性化分析。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這種個性化分析中，揭示歷史為什麼選擇這樣的偶然，而不是其他的偶然﹔然后透過這個偶然來認識它的必然，使人的活動更符合於客觀規律。

　　關於這一辯証法則，恩格斯有過一個很好的概括，他說：歷史上的各種偶然現象和表面的偶然現象，使歷史的發展呈現為一條曲線，偶然因素越多，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但是，偶然性之中存在著必然性，這是曲線的“中軸線”，“它構成一條貫穿於始終的、唯一有助於理解的紅線”。這個“紅線”就是歷史的必然性。它總是潛藏在偶然性之中，並由某個或某些偶然性表現出來。因此隻有通過偶然性，才能認識到必然性。人們常說，無巧不成書。這個“巧”其實就是偶然性，我們寫書時應當關注它。

　　“普遍”和“特殊”：關鍵在於共性和個性兩者間的關聯和互動

　　堅持“普遍”與“特殊”相統一，關鍵在於共性和個性兩者間的關聯和互動，而不在其非此即彼。因此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我們追求的應當既不是單純的普遍主義，也不是單純的特殊主義，而是兩者間的相互關聯。毛澤東說：“沒有黨員的個性，哪裡有黨性？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性質。”“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這對黨史研究也有啟發意義。

　　這一辯証法體現的是歷史認識的兩種不同路徑，即從認識個別到認識一般，再從認識一般到認識個別，前者是歸納法，后者是演繹法。它們是同一認識過程中兩個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的思維方法。歸納是演繹的基礎，演繹是歸納的前導。但二者都有其局限性。歸納法的實質就是由個性到共性的分析推理過程，但它隻適用於已發生或出現的事實，卻不能預見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情況。演繹法的實質就是由共性到個性的分析推理過程，但共性不能完全包含個性，一般也不能包括全部個別，所以它不可能揭示個別的多方面的屬性。

　　“動態”和“靜態”：在“靜態”中把握黨史發展的“過程性”，在“動態”中把握黨史發展的“階段性”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要把靜態分析和動態考察統一起來，在“靜態”中把握黨史發展的“過程性”，在“動態”中把握黨史發展的“階段性”。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是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又是由無數個片段構成的。錢穆說：“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觀察黨的歷史，還是要從它的變化處入手，這樣就能看出一個又一個“階段性”來。

　　這裡最為重要的是兩個方面：一是看它的始末緣由。也就是說，不僅要觀察它的出發點，而且還要觀察它的落腳點。隻有這樣，才能體會中共由一個50多人的小團體，發展成擁有近1億黨員、領導14億多人口大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的大變化。二是看它的跌宕起伏。也就是說，要看它於高潮時能否清醒，在低潮時能否堅守。就如毛澤東一樣，在勝利的時候，他會說：“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並要求全黨保持“兩個務必”的狀態﹔在失敗的時候，他能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判斷。隻有這樣，才能把握中共在挫折中成長、在戰勝困難中不斷走向成功的大關鍵。

　　“歷史”和“邏輯”：單純強調“論從史出”或“以論帶史”均不可取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首先就要防止在“邏輯”和“歷史”之間產生“時間倒錯”的問題。“經典作家”不是“神人”，他們的著作也不可能是“神話”。既不能過分迷信“經典作家”，也不能人為“拔高”他們的著述。事實上，歷史隻能提出條件已經成熟的問題，同樣地歷史也隻能解決條件已經成熟的問題。我們隻有歷史地看待那些“經典”，才有可能將學術研究置於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此外，還要防止超越歷史條件，發生厚今薄古，或者厚古薄今的問題。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堅持這一辯証法則，實際上就是要做到“史”與“論”的統一。單純強調“論從史出”或“以論帶史”均不可取，隻有“史論結合”才能揭示出中共歷史發展的本質特征。

　　這一法則體現的是歷史認識的兩種不同方法：一個是歷史的方法，一個是邏輯的方法。從根本上來說，這二者是辯証統一關系，但在具體研究中是可以有所側重的。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作的研究，就是以邏輯的方法為主，然后輔之以歷史的方法，但馬克思晚年對人類學的研究，則主要採用的是歷史的方法，而以邏輯的方法作為補充，因為他更希望從歷史的源頭上來把握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在中共黨史研究中，這些都是可以學習和借鑒的。

　　“可能”和“現實”：如果沒有窮盡一切可能性，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現實性

　　歷史研究大多關注現實性——歷史事實，而很少把目光投向既成事實之外的一切可能性。事實上，在歷史研究中，如果沒有窮盡一切的可能性，我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現實性。不了解它的潛能，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它的實現。並且，歷史的可能也永遠不止於一種，否則它的發展就隻有必然性而沒有偶然性了。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堅持這一辯証法則，首先就要關注可能性轉化的主客觀條件。在許多場合，從客觀方面說，某種可能性雖有極高的實現幾率，但若歷史主體未能把握、利用這種可能性，也很難使之變成現實性。其次，還要分析實現可能性的真理性和價值性。實現可能性大的，未必就是價值性高的﹔反之亦然。

　　這一辯証法則是對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的補充和完善。因為后者對歷史的分析，更側重於對“歷史事實”的平面描述，更關注於研究客觀的“既定歷史”，這很容易讓人產生“現實如此”，“歷史必然如此”的觀念。此外，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原則，更注重對“單線歷史”的規律描述，而將可能性和偶然性一概排除在外，這也容易讓人篤信歷史“線性進化”規律，並囿於它的安排而無所作為。事實上，在歷史當中，總是有一些可能性實現了，而另一些可能性被打消。對此，人們習慣的處理方式是：實現的，那就是歷史﹔打消的，就不能在歷史中佔有一席之地。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歷史成為我們無法觸及的過去不說，支撐歷史前進的人類理性的力量也要從此大打折扣。

　　“現象”和“本質”：要透過現象，尤其是要破除假象，才能看到本質

　　現象和本質是反映事物存在的兩個范疇。現象是本質的表現形式，本質通過現象而存在。本質從整體上規定事物的性質及其發展方向，而現象則是從各個不同側面來表現本質。馬克思說：“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科學的認識，就在於“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以揭示客觀現實的演化過程及其發展法則。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堅持這一辯証法則，就是要從認識現象入手，加以分析研究。但歷史現象又雜亂無章，其中有些是非根本的、偶然的，有些是根本的、必然的，所以還應把偶然的和必然的區別開來，把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區別開來。隻有這樣，才有可能找到歷史中最本質的東西，看到決定歷史發展的主要潮流。

　　這裡面有個例外，就是假象的存在。比如，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就是一個例証。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先以否定方式，破除關於社會主義的各種假象，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然后再以肯定方式回答：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見，事物的本質是不能直接認識到的。我們要透過現象，尤其是要破除假象，才能看到本質。

　　“整體”和“部分”：既要注意“各個部分的分解”，又要把握“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堅持這一辯証法則，實際上就是要做到“碎”與“通”的統一。一方面，“非碎無以立通”。在實際研究中，有時小細節卻可能引發大變化，因為“小事似無關系，然大事實合小事而成。一節模糊，則全體皆誤”。再進一步說，我們分析問題可依據的材料，也不過是當時所遺存的一小部分，但我們卻隻能憑借這些“殘余斷片”，去窺測歷史的全部內容。另一方面，“非通無以全碎”。治學要以通識為上，把細節置於整體中。但若是專說細碎，必失其宏綱，那樣細碎還是細碎，終不能完全其意義。這表明在整體上發現細微末節的重要性。

　　在認識論上，這一法則含有兩種不同方法：一個是分析的方法，一個是綜合的方法。前者是把研究對象分解為若干部分，對它們分別加以研究，從而認識事物的各個方面﹔后者則是把不同部分按其客觀的次序、結構組成一個整體，從而達到對事物整體的認識。這是兩種相反的思維方法，但它們又是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相互促進的。列寧還把二者的結合列為唯物辯証法的要素之一，說明既要注意“各個部分的分解”，又要把握“所有這些部分的總和”。

　　另外，還要把握“原因”和“結果”這一辯証法則，既考察產生結果的一切原因，又考察原因所能造成的一切結果。（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