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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書記對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群眾有一顆赤子之心”

——習近平在正定

2021年09月26日14:56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高培琦,1942年8月生。1982年后曾任正定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組長、宣傳部副部長。2002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4月15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高培琦家中

採訪組:高培琦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當年來正定工作時,您在縣委宣傳部任通訊組組長,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請您講講和他一起工作時的點點滴滴。

高培琦:關於習書記在正定工作的情況,媒體上已發表過一些文章,介紹了一些情況。今天,我想以我親眼看到的、親自經歷的、親身感受的一些事情為依據來講一講,可以說我今天給你們講的是“獨家新聞”。

現在,30多年過去了,習書記由一名縣級干部成長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個變化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們期盼的。我有時候仔細想一想,這個過程又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

習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我當時是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的組長,主要負責對外宣傳,給上級新聞媒體撰寫稿件。我經常採訪他,也經常在他指導下撰寫關於正定縣各項工作的通訊稿,因此,平時工作中和他的接觸非常多。

我經常回憶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雖然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輝,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質、忘我的精神、親民的情懷和務實的作風。

採訪組:那就先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當年在正定工作期間的工作作風吧。

高培琦:習書記是從中央機關下來的,但他從沒有因此表現出任何優越感。從他身上,我們看不到一丁點兒高傲和跋扈之氣。他對任何人都很熱情、友善、謙和,都很真誠、親切、厚道。我們這些縣委機關的普通工作人員和老百姓,隻要一和他接觸,很快就忘記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領導職務,會和他成為朋友。

我記得,習書記到正定不久,他第一次和我們縣委辦公室的幾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鄉。我們是騎自行車去的,當我們趕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試驗田時,看到全縣聞名的種棉能手馮玉明正在棉花地裡忙碌。那個時候馮玉明已經上歲數了,習書記把自行車一支,就朝他走過去,馮玉明也從棉花地裡走出來迎接。

29歲的習書記一把握住馮玉明的手,謙虛而又誠懇地說:“馮伯伯,您好,我今天是來跟您學習種棉花的!”

一個縣委副書記對一個農民這麼稱呼,讓馮玉明有點措手不及。他說:“別別別,你是領導,可不能這樣。”

后來,習書記確實跟著馮玉明學習種棉花的技術,他們也成了忘年交。不久之后,習書記在全縣推廣種棉花的經驗,使全縣棉花產量有了新的提高,讓絕大部分種棉花的農民都受了益。

習書記在縣委也有著非常好的人緣,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藹可親,在我們縣委、縣政府大院裡是出了名的。習書記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晚上經常加班工作。他夜裡把工作完成以后,有時候還約一起加班的同事們到他辦公室聊天。

因為他知識淵博,聊天的時候除了說縣裡一些情況,古今中外、人文歷史,海闊天空什麼都聊,什麼都講。大多數時候,都是他講,我們聽。有時候,我們也會參加討論,每次都聊得很盡興,很熱鬧。

有時候,他把從北京拿回來的罐頭、糖果分給我們吃,大家一邊吃一邊聊,非常過癮。每當這個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把他當成縣委書記,當成一個了不起的“官兒”,都是把他當成伙伴,當成一個可以推心置腹、暢所欲言的知己好友。

他不但和縣裡的干部、工作人員都有著很好的關系,對縣委大院看大門的門衛、伙房的炊事員、打掃衛生的清潔工、縣招待所的服務員、做勤雜活的臨時工也都很親切。他很尊重人,很熱情,所以大家見到他都願意跟他打招呼。他每次一到招待所,工人和服務員都會大聲喊他:“習書記!”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樣熱情,一點也不拘謹。習書記每次也都是微笑著答應,點頭回應。

採訪組:請談談他對你們通訊組工作的要求和對你們的影響。

高培琦:習書記一來就對通訊組的工作很重視,來后不久就找我們談了一次話。他說:“宣傳部通訊組,應該是縣委和縣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是領導的參謀和助手。”

他還說,改革開放是各項工作的核心。以后,你們也要參加縣裡重要的會議,也要經常下鄉調研,及時總結經驗,緊緊圍繞改革開放做工作。每位同志都要頂上事、使上勁、出大力、立大功,推動改革開放各項工作的發展。

那次談話,我們發現習書記思維很清晰,思路很清楚,講話很有深度,提的要求也很明確,很看重我們通訊組的工作。我們下來以后,就嚴格按照習書記的要求開展工作。

以前,正定縣的通訊工作很平淡,循規蹈矩,各方面都很一般,沒什麼特點。習書記鼓勵了我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干勁就上來了。為了干好工作,我們自己給自己加了很多任務。以我為例,平時我有什麼工作上的事情,經常找習書記去請示匯報,但我又覺得他工作太忙,總去打擾他不太合適。習書記打消了我的顧慮,直接給了我一些“特殊待遇”。他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無論什麼時候,隻要工作上有事,就可以找我,別管我多麼忙,我都幫你們解決。”習書記指導我們工作從來沒有嫌麻煩,從來沒有“我現在忙”“顧不上”“等等再說”之類的話,每次都是放下手裡的事,千方百計給我指導、給我解釋、給我說清楚。

因為我們之前的工作一直沒有什麼創新,都是應付差事,所以平時缺乏鍛煉,工作水平離習書記的要求有很大距離。針對這個情況,習書記對我們就不僅限於原則上的要求,還經常提出很多具體的指導。再一個,他來了以后主抓的各項工作,創新的內容都比較多,我們一時無法領會的,也需要他進行具體指導。

寫通訊稿,可不僅僅是文筆好、會遣詞造句就可以的,需要有思想,需要創新的工作態度。習書記有膽識、有謀略、有智慧,在他指導下,我們的通訊報道就好寫多了。加上詳細的調查了解,我們的通訊稿一寫出來就是好文章。這些文章,才是真正從實際當中來的,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當中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對通訊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體指導?你們根據他的指導,又具體做了哪些工作?

高培琦:有一次,習書記和我們通訊組的同志專門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當前通訊報道的作用主要有這麼幾個方面:第一,造好輿論,為改革的新生事物撐腰杆。第二,搞好調研,為改革當中發生的問題找答案。第三,總結經驗,使改革中產生的諸多新生事物日趨完善。

我先舉個例子講講“造好輿論,為改革的新生事物撐腰杆”。

當時,我們縣裡有一個油泵油嘴廠,1000多人,是正定縣最大的企業,一度瀕臨倒閉。習書記為了解決這個廠的問題,花費了很多精力和心血。他到無錫市考察期間,從當地一家企業聘請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來管理這個廠。邱斌昌同志很能干,很有管理才干和業務能力,他把無錫的經驗帶過來,兢兢業業地工作,很快就讓這個廠起死回生了。但這個廠子裡有些人卻不停地鬧事,不斷告狀,反映邱斌昌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就想把這個事深入調查一下,了解清楚原委。

我之前對邱斌昌並不熟悉,經過了解,知道他原來是無錫某國營工廠的一名經理。習書記把他從無錫聘請到正定來,他告別了家鄉和親人,做出的犧牲很大。這些人一給他鬧事、告狀,給他的壓力很大,他就想打退堂鼓,回無錫老家去。

我們通過調查了解,其實那些人告的狀全都是瞎編的,邱斌昌並沒有任何違紀行為,做人也一直規規矩矩,工作一直兢兢業業。有人告他的狀,原因是他一來正定,就當了這個廠的領導,導致以前管理無方的那些領導下了台,再加上廠子裡排外情緒作怪,就對他進行一些無端的攻擊。

我們根據這個情況,寫了一篇文章《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還有一篇通訊《無私的奉獻》。通訊后面還有評論《營造寬鬆環境,當改革靠山》。這些稿子宣傳了邱斌昌同志為正定奉獻、愛崗敬業、作出杰出貢獻的諸多事跡。我們寫好了文章,經過習書記同意,就拿到廠裡去宣傳,同時也在報紙上刊登了。

我們所寫的文章、通訊和評論,明確地表明了縣委和縣政府的態度,讓很多謠言不攻自破,也使對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轉過來了,給他繼續推進廠裡的工作以強有力的支持。這種情況下,邱斌昌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情緒也高了,干得更出色了。后來,縣裡還表彰他,把他評為“優秀企業家”。從那以后,廠裡少數搗亂的人也偃旗息鼓了,工廠不僅生產始終保持正常,也恢復了堂堂的正氣。

按照習書記的要求,我們通訊組第二個方面的工作,就是“搞好調研,為改革開放當中發生的問題找答案”。

在1984年春節前后,縣裡按照上級要求,對村級領導班子進行了一次比較大的調整。經過調整,干部平均年齡下來了,隊伍更為年輕化。但我們的具體做法還是“老中選青”,原來班子裡的這些干部,大多數還是“糧棉干部”,隻會抓農業,對工副業等產業一點經驗都沒有。結果是,全縣調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輕化,但工作卻沒有什麼起色,老百姓對此很不滿意。

習書記說:“既然老百姓不滿意,咱們就下去搞搞調查。咱們縣有222個村,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麼搞的。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調查研究,並搞一個方案出來。總體來說,選干部,不應‘老中選青’,而應‘青中選優’,應該把那些懂技術、有能力的人選上來,讓他們主持工作。”

習書記這個意見,縣裡很認可。后來,經過細致的調研,匯集了各種問題,發現並樹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根據調研結果,縣裡又搞了一次班子調整,把握的原則是:誰能帶領群眾致富,誰上台。這次調整,使班子成員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對推動發展發揮了很大作用。

這件事自始至終,我們通訊組不僅參與了調研,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調整之后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青中選優”》,后來發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日報》上。《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日報》還配發了評論文章《贊“青中選優”》。

習書記要求通訊組做好的第三個方面的工作,是“總結經驗,使改革中產生的諸多新生事物日趨完善”。這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改革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創新優勢,但自然也有它幼稚、不太成熟和不夠完善的地方。逐步在實踐中總結、深化、完善,這就需要我們在不斷遇到的問題當中做好總結工作,時時刻刻端正方向。

我們縣裡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把正定北面、東面、南面三面環石家庄的地理特點充分考慮進去了。經過習書記和其他縣領導討論研究,“半城郊型”經濟就成為我們縣一個工作方向。習書記曾經形象而風趣地說:“根據市民不斷提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商品,既為他們服務,又‘掏他們腰包’,這符合正定的實際情況。”

按這個思路搞了以后,效果很好,工副業發展有方向、有目標了,產品也有銷路了。但我們在調查當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生產總是停留在比較低的層次上,隻生產一些生活上常用的東西,檔次比較低,價格又便宜,所以收入達到一定程度后就總是上不去。我們將這些情況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經過認真思考,深入調研,提出進一步拓寬和發展“半城郊型”經濟,把產品的附加值搞上去,逐漸調整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加大科技含量,使商品生產有了質的飛躍。也正是從習書記主政那個時期,正定的鄉鎮企業才開始把“調結構”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這也奠定了今天良好發展的基礎。

習書記來了以后,我們通訊組把握上面這三個要點,扎扎實實開展工作,使正定的通訊報道工作突飛猛進。再加上習書記的人格魅力,記者們也喜歡來採訪他,這樣我們的勁頭就更高了。當時,我們發稿的數量和質量在全省都是第一名。后來發展到什麼程度呢?河北省內的媒體已經不夠我們“折騰”了,我們的稿子經常在大報上發表,《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農民日報》等全國性大報紙都發過我們的文章。我統計了一下,習書記在正定那幾年,我們前前后后在大報上發表了30多篇文章。

不是發表文章多就行了,習書記對我們文章的質量要求也很嚴格。特別是那些往大報送的重要稿件,第一時間都會交給他看,請他修改把關。他經常給我們提的一條要求就是:新聞報道稿子裡面,千萬不要說大話、空話,千萬不要炫耀,更不要“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一定要實事求是地來寫這些東西,該怎樣就是怎樣,不要形容,不要粉飾。習書記對這一條要求特別嚴格,卡得比較緊。按他的話說:“不要說‘過頭話’,‘沽名釣譽’要不得。”再一個,他還要求有關數字一定要核實准確,錯誤的和虛假的東西絕對不能出現。

后來,我們因為通訊報道長期在全省領先,被評為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通訊報道先進縣,得到上級領導充分肯定。在我們縣裡,習書記還親自獎勵我,授予我“縣委書記縣長特別獎”。

雖然一年到頭很緊張、很累,但我們在工作和奉獻中得到成就感、得到樂趣,心裡就一點兒也不覺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實。這也是我在習書記那裡學到的一種品質。

採訪組:據了解,你們當時作為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的工作人員,每逢報社記者下來採訪,都要作為“東家”配合其工作。當時,習近平同志對你們接待記者的工作有什麼要求?

高培琦:接待記者,首先是配合他們的採訪工作,其次是解決他們住和吃的問題。我們是本地人,對正定的實情比較了解,配合他們的採訪工作不成問題。住的話,記者來了就隻能住在縣招待所,那時候沒有什麼酒店、賓館,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住。吃飯的問題,這在當時還是有一點兒麻煩的。因為隨著正定的名氣越來越大,來的記者越來越多。

習書記來正定之前,正定哪有這麼大的名氣?來的記者自然也不多。習書記領導正定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做的幾件大事,效果好、有深度、影響大,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新聞媒體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特別是《正定翻身記》刊登出來以后,各級報紙都來採訪,像新華社、《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日報》都來過多次,《河北日報》《建設日報》還有很多其他報紙的記者更是經常來。

這種情況下,對記者招待這一塊,就成了縣裡的一個問題。按規定,縣裡是不允許用公款招待客人的。后來,記者來得多了,吃飯問題就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人家來採訪,來做工作,中午得吃飯,難道還讓人家自己去找飯吃?這個問題反映給習書記之后,他就和大家商議,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他說:“咱之前的那種做法,恐怕是錯誤的。記者確實是‘客人’,這沒錯,但他們下來可是干工作的。一是給我們傳遞各種信息,幫我們總結經驗﹔二是給咱們縣出力來了,是來宣傳我們的。應該讓他們吃頓便飯。”

大家覺得習書記說得有道理,都點頭表示同意。習書記又規定了三條招待准則:第一,禮貌待人。第二,不能浪費。第三,工作餐隻允許一人陪客,其他領導干部、工作人員,誰也不能陪同。從此以后,我這個通訊組就開始招待記者吃飯了。因為有明確規定,我們也名正言順,一開頭就是請記者吃水餃,一人吃一碗水餃。后來又改為吃正定的一些小吃,像饸饹面、豆腐腦、燒餅等,既便宜又可口,記者們吃了覺得好,還順便給我們做宣傳了。

這第三條規定,習書記不僅要求大家遵守,他自己更是嚴格遵守。無論哪個報紙的記者來了,習書記只是會見,接受採訪,和他們談工作,從不陪同他們一起吃這頓“工作餐”。

習書記一貫是這樣的:如果他陪同外面來的客人吃飯,連他自己那份,帶客人那份,全都是他掏錢,而且不要還不行。他為了辦好公家的事,可以自掏腰包,這是常有的事,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不該公家出的錢,他向來是“斤斤計較”,從不佔公家一分錢的便宜。

習書記對來我們這裡的記者都非常重視,而且一視同仁。不管記者職位高低,也不管是中央大報還是地方小報,他對記者都是一樣尊重,從來沒有高低之分。

每當記者來採訪他,無論他有多忙,都會擠出時間來接待,給記者的工作盡可能提供方便。下鄉採訪的時候,習書記把縣委的吉普車讓給記者坐。他說:“記者時間緊、任務重,跑的地方多,跑的路也遠,而且他們又不認識路,汽車一定要優先給記者用。”而他自己則騎自行車外出。晚上,他還經常到招待所看望記者,噓寒問暖,聽取意見。

對此,記者們都挺感動。他們私下裡對我說:“你們習書記,真是了不起!”記者們見多識廣,大多也了解習書記的名聲和背景,他們見習書記待人這麼熱情,也都感到他這個人很親切、很厚道,心裡很是敬重。所以,記者寫我們正定的稿子,就格外認真,也格外用心。

我一直很注意觀察習書記的為人處世和工作方法,並且努力向他學習。我想,縣委書記都能把工作做到這麼細致,待人這麼真誠,我做具體工作的,當然更要做好。所以,我對記者也很熱情,在工作上盡量給他們提供方便,我多做一點,就給習書記減輕一點負擔。這就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

凡是來正定的記者,都跟習書記成了朋友,有的成了知己,還有的成了莫逆之交,和他在之后的幾十年時間裡來往不斷。

採訪組:新華社記者趙德潤當年採訪正定,寫了一篇《正定翻身記》。您一定熟悉這篇文章的創作過程,請您具體講講。

高培琦:《正定翻身記》這篇稿子,詳細而又客觀地記述了正定這個“高產窮縣”在糧食減征購等一系列措施實行前后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正定是一個平原縣,也是傳統的農業縣,農業生產條件好,農民種的庄稼多,給國家交的公糧也多,就成為了著名的“高產窮縣”。老百姓因為高征購的壓力和體制上的各種束縛,一直很窮,甚至吃不飽肚子,經常到隔壁的無極縣買山藥干吃。

習書記來了之后,很快發現了這個問題。他總結出幾個原因:一是征購壓力太大,產量高,交得多,老百姓負擔太重﹔二是因為征購壓力過重,正定沒有土地也沒有精力搞多種經營,隻種糧食,既費力又收入少﹔三是公社化的農業生產制度落后,“大鍋飯”導致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受挫,群眾出工不出力,也導致產量不能進一步提高。

面對上述幾個問題,習書記逐條進行解決。

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把高征購減下來。在當時“以糧為綱”的年代,減征購是大忌——地方為國家作貢獻,必須越來越多,哪有越來越少的道理?別人都提高,你還能往下減?這就是你領導干部的政績不好了。但習書記敢於擔當,敢於說實話。他覺得,老百姓都吃不飽了,還不敢實事求是?應該往上報,如實反映。習書記把正定的實際情況給地委打了報告,並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上面對這件事情很重視,派人下來調查,減低了糧食征購額,使正定群眾的負擔大幅降低。

減征購以后,積極鼓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大搞種植、養殖等副業,這也面臨比較大的阻力。一直以來,正定領導班子受到“左”的思想束縛比較重,總認為社會主義的“老集體”一旦被“瓦解”,就會走回資本主義的老路。

實際上,改革開放就是要充分解放生產力。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道路,有利於調動農民積極性的道路,就是正確的道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習書記頂住壓力,跟縣長程寶懷在裡雙店公社搞“大包干”試點,包產到戶,打破“大鍋飯”。誰家的地誰管,糧食打多了,自己剩的就多,種植、養殖業的比例自然也就提高了。

這個事,確實是一搞就靈,農民的積極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不僅精耕細作提高產量,而且多種經營也搞起來了,收入也增加了。這是習書記敢於擔當的一個事例。可以說,他當時冒著不小的政治風險。

習書記當了縣委書記以后,多種經營就有規劃、有計劃地在正定全面鋪開了。在沙灘地多種果樹、蔬菜,提高農副產品生產的比例,使正定的農民收入上了一個大台階。

在省裡開的一個會上,有關領導提到了正定縣這段時間的可喜變化。趙德潤當時是新華社河北分社的記者,他參加了這個會,覺得正定縣這個重大變化非常有典型意義,值得深入報道。他站在全國層面上,分析思考這個問題,認為正定的變化,反映了中國農村和農業的發展道路應該怎麼走,怎樣從“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樣一個大問題。

趙德潤覺得這個選題很好,就給我打電話。他說想到正定採訪。我說:“行,歡迎你來!”他來了之后,先跟習書記簡單談了談,習書記把面上的情況給他簡單介紹了一下,建議他還是首先下去看看、走走,調查一下。隨后,我領著趙德潤把全縣的鄉鎮、企業、農村,有特點的地方跑了很多,調查和採訪得挺扎實深入。

調查之后,趙德潤又和習書記深入談了一次,之后就開始動筆寫。怎麼寫稿,如何構思,如何確定主題,如何選材,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倆進行了反復研究、推敲,尤其是趙德潤,他花費了很多精力,絞盡了腦汁,最終把大體框架定下來了。

趙德潤住在招待所的時候,習書記也經常過來,和我們聊天,加入我們的討論。討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高產窮縣”的原因找到找准,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這最初的採訪,說的都是些浮於表面的現象,如果抓不出現象后面的本質,找不到起決定性作用的那個“根”,就寫不出正定之所以“翻身”的核心原因。

習書記跟我們講,所謂“翻身”,就是正定從“高產窮縣”成為“高產富縣”。要分析這個名稱變化背后的原因,搞清楚正定當初為什麼“窮”,把這個“根”找到了,寫作目標也就明確了,寫出來的東西就能夠做到言之有物。

趙德潤在正定前后待了兩個月的時間,除了一開始的調研,晚上還與習書記和我3個人一起討論,前后也好幾次詳細採訪習書記。在這些材料支撐下,他寫出了非常出色的《正定翻身記》。

採訪組:有一張習近平同志在正定縣街頭搞民意調查的照片。照片上,有個白發老大娘正在和他說悄悄話。聽說那張照片是您拍攝的,請您講講當時的民意調查是怎麼回事。

高培琦:那張照片是我拍的。當時習書記搞民意調查,有一種形式就是趕在縣城大集的時候,和同志們在主要街道上擺上桌子和椅子,發調查表,請老百姓給縣委、縣政府提意見和要求,同時也調查一些經濟方面的問題。習書記每次都帶頭參加,以此來向老百姓表示誠意。村裡的“張老頭”“王老太”都來和他聊天,習書記通過這些具體工作,直接聽取民意。

這樣的民意調查,我都參加了,寫文章、拍照片的工作也都做過。可惜的是,這些照片的底片,在我離開縣委宣傳部以后,因為沒有妥善保存,好多都沒有了。好在,因為當時照片已經公之於眾,廣泛傳播,現在網上也隨處都能找到這張照片。

採訪組:正定是習近平同志從政的起點。他在正定做了許多抓改革、促發展的工作。對此您有什麼感受呢?

高培琦: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很多治國理政思想和理論,和他在正定步入政壇之初的很多探索是息息相通的。如果我們從正定看到福建、看到浙江、看到上海、再看到北京,可以看到一條很明顯的脈絡。

當年,習書記提出正定發展的目標,是要建設成為華北平原一顆璀璨的明珠﹔今天,他提出的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在正定,他提出的是“六項規定”﹔今天,他提出“八項規定”並且一以貫之地執行。

在正定,他提出領導干部要帶頭廉潔奉公﹔今天,他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以及“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

在正定,他提出真抓實干﹔現在,他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切實轉變作風,做到講實話、干實事,敢作為、勇擔當,言必信、行必果。

在正定,他談到要時刻牢記革命先烈的遺志﹔現在,他提出長征永遠在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這樣對比的內容還可以列出很多。他現在的很多思想做法、施政理念,可以說是他在正定時形成的一些思想的升華和延伸。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正定后,您和他還有哪些聯系?

高培琦:1990年我去過一次福州。那一年,我調到縣廣電局工作,10月我到福州去找習書記。他那天正忙,由他的秘書先來接待我。

他秘書知道我跟習書記多年的交情,我們兩個也比較聊得來,很快就熟悉了。閑談當中,說到習書記平時的生活,他偶然跟我談到了這麼一件事。

他說:“高局長,我跟你說,習書記的工資都是由我支取的,支了以后就在我這兒放著,習書記從來沒有花過一分錢。”

我感到有點兒奇怪,就問:“那習書記的這些工資都干什麼用了?”

他說:“大部分都捐了!有時候什麼地方鬧災了,就讓我支援災區,寄些錢過去﹔有時候捐給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老區、貧困地區小學﹔還有時候,他拿錢接濟那些他當年下鄉插隊的鄉親們,給梁家河的老鄉看病、做手術,解決生活困難、往返路費等等。凡是因病因事找他的,他都拿出自己的錢,給他們花。”

我說:“那他一年的工資夠用嗎?”

他說:“當然不夠了。一年下來,他的工資全都花光了不說,還得跟我借個八九千塊錢。每到年底,他給我還賬的時候,都是拿家裡的錢還的。”

說到這裡,他秘書有點激動:“是啊,所以說,習書記他是貼著工錢的干部。”

第二天,我見到習書記,跟他核實這個事。他只是微微一笑,說:“秘書是我的債主,我每年都得借他的錢。”

我們這次談話,還提到了領導干部腐敗問題。談到這裡,習書記特別氣憤,他對那些欺壓百姓、貪污受賄的干部深惡痛絕。那個時候我就想,如果將來有一天習書記能成為國家領導人,他一定會嚴懲腐敗,絕不手軟,給我們這個國家打造一個清正廉潔的政治環境,給我們老百姓出這一口惡氣。我相信,這一點他一定會做到的。

從1982年我與習書記結識之初,我就感到他這個人對不正之風有著天生的免疫力,與歪門邪道水火不容。可以這樣說,習書記就是毛主席所說的“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的人”。這種評價,實事求是,絕沒有一點高估,他就是這樣的人。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1991年回過正定一次。那次你們見面了嗎?

高培琦:那次見了,還有點戲劇性。1991年大年初一,上午9點鐘,我家電話響了。電話那頭問:“你好,你是高局長嗎?”我說:“是我。”那頭說:“我是縣委辦公室。今天中午11點,請你到縣委書記王玉廷家做客,吃中午飯。”我說:“開什麼玩笑?大年初一,請我上縣委書記家吃飯?”對方一聽我不信,有點急了:“高局長,不是開玩笑,習書記來了,他讓通知你的。”聽他這麼一說,我才信了。

我按時趕到王書記家,進門一看,有習書記和彭麗媛老師,其他在座的領導,全都是縣裡的“大官”。有縣委老書記馮國強,地區副專員、老縣長程寶懷,縣委書記王玉廷,等等。我給大家拜了個年,就想退出來。

習書記說:“培琦,你坐下吧。”他指著一把空椅子說:“這個位子專門是留給你的。”

我推辭不過,就坐下了。我一坐下,外面就開始上菜,大家邊吃邊談。習書記離開正定有五六年時間了,這是他第一次回來,大家都非常想念他,餐桌上歡聲笑語不斷,氣氛挺熱鬧,也挺喜慶的。

採訪組:我們還了解到習近平同志在福州當市委書記時,組織過一次正定干部到福州挂職鍛煉。您是否了解詳情?

高培琦:習書記對正定很有感情,非常關心正定的發展變化。1993年,習書記在福州當市委書記,他為了讓正定盡快發展繁榮起來,讓正定的基層干部進一步學到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先進經驗,由他提議並安排,搞了一個“正定基層干部到長樂縣挂職鍛煉”的活動。我當時是這個活動的聯絡員,協助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劉福祥組織和安排這個事。

到了福州以后,習書記在市委會議室接見了全體同志。一見到正定的同志,習書記特別高興,他跟我們一一握手,一一問寒問暖,我們每一個人,他都能叫上名字來。隨后,他講了一番熱情洋溢的話,讓我們很受鼓舞。

在我們來之前,習書記已經把挂職鍛煉的具體工作給大家安排好了。比如,正定的副鄉長,在長樂縣也任某個鄉的副鄉長,在這裡接觸具體工作,跟當地基層干部學真本事,“取真經”。實話實說,在當時,我們和福建相比,確實比較封閉落后,這個挂職鍛煉確實是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大家的學習熱情也非常高。

長樂人對我們非常熱情,他們認為:“習書記家鄉來的人,我們絕不能讓他們白來一趟,空手回去。”所以,他們拿出十二分的熱情,手把手教我們,傳“真經”給我們。這次挂職鍛煉,對於進一步提高正定干部的素質和水平,確實起到了很大作用。

採訪組:后來你們還有聯系嗎?

高培琦:1996年,福州有一個生產電視設備的公司副總經理聯系到我,他說,公司打算捐贈給正定縣廣電局三套電視設備。后來我去福州聯系這件事,還和習書記見了面。

那個時候,我心裡在考慮一個計劃:在正定的老百姓心目當中,對習書記的評價一直很高,這麼多年不見,老百姓也一直都惦記著他,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習書記現在情況怎麼樣,我應該借此機會採訪一下習書記,錄一段視頻,拿回去播給正定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

於是我跟習書記說:“習書記,你離開正定這麼多年了,老百姓都挺想你。我想拍一個採訪你的專題片,行不行?”

習書記很痛快地答應了:“行,沒問題。”

我們就找了個地方進行現場採訪。習書記親切地向正定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問好,他談了這些年他從政的經歷,也談了他對正定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的殷切希望,鼓勵大家把家鄉建設好。

我把這段視頻拿回正定播出以后,反響非常強烈。大家高興地表示,我們一定不辜負習書記的期望,把他的第二故鄉建設好!

現在,習書記離開正定已經30多年了,他從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步一步成長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對正定這塊沃土的眷戀與厚愛,對正定父老鄉親的思念與關懷,從來沒有減少過一分。他把正定視為第二故鄉,前后6次“回家探親”。因為他在正定和正定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共同拼搏奮斗的這段經歷,已經深深融入了他的精神和血液之中,無論走到哪裡,他都把正定記挂在心裡,也經常提到正定。

習書記對正定的熱愛,對他過去上山下鄉插隊的梁家河的熱愛,就是他對祖國對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熱愛的一個反映。一個干部有著對祖國和dafabet888经典娱乐场,dafa888官网發自內心的熱愛,他才會對自己工作過的地方有這麼深厚的感情。前幾年出了一本書叫《知之深愛之切》,收錄了習書記在正定的一些講話、文稿和報道,書名恰到好處地體現了他對正定的感情。

(責編:馬昌、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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