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姑屯事件”調查報告第一部分：爆炸現場。楊炎供圖

“皇姑屯事件”調查報告的封面。楊炎供圖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是什麼？謀殺張作霖的用意何在？近日，一份完成於1928年7月16日的第三方“皇姑屯事件”獨立調查報告在江蘇蘇州被發現。專家認為，這份報告非常客觀，或許能幫助揭開一些歷史之謎。

一份塵封的調查報告

1928年6月4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乘坐的專列經過京奉、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孔橋時，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藥炸毀，張作霖被炸成重傷，送回沈陽后，於當日死去。因事件發生在皇姑屯火車站以東，史稱“皇姑屯事件”。然而，近年來，中外史學界不斷有研究者分析認為，教科書上把“皇姑屯事件”歸罪於日本人並不准確，張作霖或死於蘇聯特工之手。“皇姑屯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一位叫楊炎的蘇州企業家表示，關於日本與“皇姑屯事件”的關系，他手上有一份詳細的全英文“皇姑屯事件”調查報告。記者看到，這份調查報告共有28頁，由31張照片以及文字資料和報刊剪報組成，分成爆炸現場、各方說法、吊唁現場3個部分。

一份珍貴的獨立調查報告竟然在私人手裡，其真實性自然會引起質疑。對此，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副會長、抗戰史研究專家張連紅教授表示，這份調查報告是真實可靠的。“我看過這份報告，裡面有很多原始資料，報告裡收集到的照片也非常清晰，還有絕大多數照片的原始底片。”張連紅說。此外，翻開調查報告，張連紅發現，報告裡的每頁都蓋有海嵐·裡昂的印章，說明這份調查報告最早是由海嵐·裡昂收藏的。海嵐·裡昂是張學良的私人飛機駕駛員。這也正好印証了楊炎的說法，即他去年在美國一個以西安事變為主題的拍賣會上，拍得了海嵐·裡昂的四大行李箱和八小紙箱的私人物品，其中就包括這份調查報告。

路透社的報道印証了日本欲蓋彌彰

“爆炸案的始作俑者就是日本人。”楊炎說。調查報告的第一部分是22張10厘米×7.5厘米大小的黑白照片，反映了爆炸案現場，有支離破碎的列車車廂、扭曲變形的鐵軌，還有裝有手雷的鐵盆、燒焦的尸體等。

在第二部分的各方說法中，日本媒體的說法引起專家們的關注。當年，有記者採訪在華的日本專家，對方竟然表示是礦車上攜帶的雷管意外爆炸或附近煤礦爆炸造成的。此外，一份署名為“日本新聞局”於“皇姑屯事件”發生當天發布的英文新聞材料這樣描述了皇姑屯事件：“早晨5點30分左右，張作霖大帥乘坐的火車專列在奉天附近經過時，被一個衣著平常的南方人扔了一顆炸彈。兩輛車完全損毀。有數人受傷，但張作霖據稱只是受了一點輕傷。車上的中國保安很快向襲擊者開火，但是扔炸彈的南方人還是逃脫了。”“當天早上，有一些日本人在斜道上巡邏，遇到了兩名可疑的衣著寒酸的中國人並逮捕。搜身發現他們帶著兩枚俄國產的炸彈，還有一些廣東民主主義委員會的信件。爆炸發生時也有一些日本人目擊到現場，但是他們保持中立，當車上中國人向襲擊者開槍時，日方並沒有開槍。”“很明顯，日本人在極力撇清與爆炸案的關系。”張連紅說。

除了日方的報道，一篇英國路透社的報道也格外引人注目。這篇報道不僅篇幅長，而且還附著採訪手稿。路透社的報道稱，中國軍隊事發前就希望在發生爆炸的鐵路附近例行巡邏，但遭到了日本軍隊的阻攔。日方稱，他們控制的鐵路周邊200米范圍內禁止任何中國軍人進入。作為第三方媒體，路透社的報道結合了大量事實材料，並從軍事角度科學分析了這起爆炸案。報道指出了日方通報信息的幾個疑點：第一，現場隻發出一聲巨響，與日方所說的兩顆炸雷不符，兩顆炸雷爆炸應該會發出兩聲巨響﹔第二，軍事家現場勘查，判斷應該有4—5個人花了約6小時埋了炸藥，而不是扔炸雷﹔第三，日方在爆炸當天就發通報稱是中國南方人所為，這不符合日本人處理火車暴恐事件常例，就算是普通人死於該類事件，日本人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請多方調查，而這次卻草草結案下了定論。

張連紅等專家表示，路透社的報道從多個角度推翻了日方通報的信息，可以看出，在“皇姑屯事件”中，日本人是欲蓋彌彰。

捅破日方“煙幕彈” 有助於判斷史實

關於“皇姑屯事件”的歷史資料並不少，那麼，這份調查報告又有什麼價值呢？

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張憲文教授說，首先，這是一份原始資料，具有文物價值。其次，這份報告為研究“皇姑屯事件”提供了新的視角，具有史料價值。

事實上，雖然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承認，自己是策劃“皇姑屯事件”的幕后凶手，但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卻沒有對河本大作以及日本在“皇姑屯事件”上的責任作出明確裁判，這就導致中外史學界對“皇姑屯事件”各有說法，主要觀點有兩種：一是認為日本人策劃了謀殺案﹔另一種說法認為是蘇聯特工策劃了“皇姑屯事件”。張連紅認為：“通過這份報告，我們至少能確定，日本人肯定參與了謀殺案。”也有專家認為，這份調查報告提到了俄國產的炸彈，但僅憑這一信息，還不能確認爆炸案一定與蘇聯人有關。

在張連紅等人看來，這份調查報告的完成時間是1928年7月16日，是“皇姑屯事件”發生后最及時的一份報告，雖然報告並沒有給出最終結論，但其大量相對中立的照片和文字材料則有利於捅破日方“煙幕彈”，幫助史學家進一步開展調查研究。（記者 鄭晉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