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現行的新藥審評辦法不批准証候用藥，這種政策從根本上扼殺了証候用藥的研發與上市，使中醫藥再也難以研制出像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丸等千古名藥，這不僅不符合中醫藥學科自身發展規律，也嚴重影響了中醫藥產業的健康發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吳以嶺說。

吳以嶺舉了個簡單的例子說，臨床常見的婦女特發性水腫，多認為與內分泌失調有關，發病原因尚不清晰，其中醫病名為“水腫”，病機常見肝郁脾虛，應用漢代名方當歸芍藥散加減療效確切。但經多年臨床實踐和新藥研發上報的“歸苓消腫膠囊”卻因西醫尚無明確診斷而不能獲批臨床。

吳以嶺介紹，“辨証論治”是中醫藥的核心內涵，其中“証”便是指証候，是患者各種症狀集合而呈現出的証候類型，証候揭示了病機本質，“辨証”為“論治”提供依據，從而提出干預策略、治療方法、組方選藥，體現了中醫藥“理、法、方、藥”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縱觀兩千年中醫藥發展史，正是辨証論治促進了理論和方藥發展，其中証候用藥佔有重要地位。如金匱腎氣丸、六味地黃丸、補中益氣丸、防風通聖丸、大補陰丸等名方，至今仍是臨床醫生廣泛應用的名方名藥。”吳以嶺說。

“然而，目前辨証在創新中藥審批中的體現是西醫病的証候類型。這樣簡單地把西醫病和中醫証機械地鏈接在一起，不能夠完全體現中醫特色。”吳以嶺說，西醫診斷不清而不讓中藥審批，可見對中醫証候用藥的偏見影響之深，這種審評既不能滿足臨床用藥的需求，又影響了中藥產業的發展，更限制了中醫藥特色優勢的發揮。

吳以嶺建議，開放中醫証候用藥的審批，解決中醫証候必須與西醫病名診斷挂鉤的問題，而應發揮中醫治未病優勢，大力促進証候用藥的盡快開發，從而促進我國中醫藥學科進步和產業發展。（新華網北京３月４日電 記者 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