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沒有與楊體清深談，中新社記者或許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位在學生面前永遠微笑著的班主任竟在4.20蘆山地震中失去了親如兄弟的大舅哥。只是在板房教室外遠離孩子們時，這位53歲的老教師才敢放任淚水恣意爬滿臉龐，而一旦有學生經過，老楊忙拭干眼淚，恢復慣常的笑容。

“我不想讓孩子們看到我的難過。”楊體清說，他怕這會影響好容易復課的孩子們的心情。可楊體清自己都不知道，這樣幾近於分裂的表現到底能持續多久，自己到底能撐多久。

楊體清的體會並非個例，在數日來的採訪中記者發現，盡管在軍人、志願者等人的面前，很多受災民眾表現出了足夠的堅強、樂觀和感恩，可災難帶來的痛苦及對漫漫重建路的迷惘乃至恐慌，仍鐫刻在很多受災民眾的眼神和言談中。

“我們最近都是大鍋飯，哪家有飯就吃哪家的，晚上一個帳篷擠十幾個人，大家在一塊說說話也能暫時忘掉一些事兒。”蘆山縣龍門鎮村民李芬說，她家並無人員在地震中受傷，可“預支了大半輩子收入”、欠了一屁股債才建起的二層小樓卻在地震中淪為危房。

未來數年內，33歲的李芬除了面臨重建家園的艱難任務，還要面對數十萬元的債務。“有時隻剩下一個人時，老想些悲傷的事兒，想著自己未來十多年甚至更長時間都可能翻不了身，有時真想就這樣一死了之。”她喃喃自語般地說。

“災難發生后，面對很多受災民眾的心理創傷，最急需的便是簡單的陪伴和關愛。”知名心理學家、美國卡薩醫院心理健康中心董事兼咨詢師尹璞對中新社記者說，而從恐懼中逐漸走出后，經歷一個短暫的迷茫期，受災民眾便易進入一種憤怒期。在這一階段，他們極易出現自責和責他等情緒，“很小一個理由便易觸發憤怒”。

這一點，中新社記者亦有體會，在26日於蘆山縣太平鎮採訪時，記者先后目睹了數起災民之間及災民與基層官員之間的杯葛。在記者試圖介入調解后，這些矛盾旋得以不同程度的化解(因為糾紛的起因本身，便很微不足道甚至經不起推敲)。

“這種憤怒其實也是一種情緒的自然宣泄。”尹璞認為。他特別提醒，在當下這一階段，應格外注意微博等新型社交媒體在影響受災民眾情緒方面可能發揮的巨大負面作用，“因為很多消息的發布者並不對消息的真假負責，這便給受災民眾情緒的疏導方面埋下了極大的隱患。”尹璞說。

而在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病科主任醫師屈英看來，震災后一兩周內民眾的上述應激反應大體屬於正常，“根據汶川地震時的經驗教訓，在地震一個月后倘若心理創傷仍未恢復，便需在科學心理評估的基礎上介入相應的心理治療。”她說。

5.12汶川地震后的一個慘痛教訓便是，由於缺乏相應的心理干預，部分受災民眾災后陸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一些人甚至罹患嚴重抑郁，釀成自殺等慘劇。

“需要明確的是，災后心理重建一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尹璞說，“這便要預防那種‘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所謂心理援助，這樣反而可能觸發更大的負面效應。”

有鑒於此，尹璞建言，應有意識地在災區培訓一批當地人(如街道辦、工會、教師等與本地人接觸面較廣的職業從業者)，教授后者更為基本、實用的心理援助常識，可以部分彌補心理援助專業人士不足的現狀，更好地推進災后心理重建過程。(記者 石岩 徐楊祎)